陶文昭

［摘要］新中国成立以来，以五年规划（计划）为代表的中长期规划作为治国理政的重要方式，成功推动国家摆脱积贫积弱，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从“一五”计划到“十五五”规划，历经了从计划到规划、从经济向综合的不断完善发展。总览中长期规划制定与实施的历史经验，其成功关键在于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以党的创新理论为指导，准确厘定发展目标，科学运用编制方法。面向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我们需以更强保障强化党的全面领导，以更高站位深化思想认识，以更宽视野校准目标定向，以更优工具提升科学方法，通过中长期规划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航船行稳致远。

［关键词］五年规划；中长期规划；党的领导；发展；社会主义现代化

［作者简介］陶文昭，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副院长。

五年规划（计划）作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重要方式，自1953年首个“一五”计划实施以来，迄今已历经15轮编制。这一制度不仅见证了新中国从积贫积弱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历史跨越，更在实践探索中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规划体系。新中国70多年的中长期规划实践表明，规划的成功关键在于党的坚强领导、思想认识的创新、目标定向的精准、科学方法的完善等。面向“十五五”规划及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我们需以更强保障强化党的领导，以更高站位深化思想认识，以更宽视野校准目标定向，以更优工具提升科学方法，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一、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

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保证。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习近平指出：“这是对中国式现代化定性的话，是管总、管根本的。为什么要强调党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的领导地位？这是因为，党的领导直接关系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方向、前途命运、最终成败。”[1]我们党自成立以来，集中统一领导就如一条坚韧的纽带，始终贯穿于五年规划的编制、实施与评估全过程，成为推动国家发展的强大引擎。历史与实践反复证明：坚持党的领导，是五年规划锚定方向、凝聚合力的核心密码，更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政治保障。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指出：“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提高党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能力，把党的领导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全过程，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根本保证。”[2]5

党的领导确保五年规划的性质、目标与连贯性。中长期规划不是一般的技术性文件，而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政治性、战略性文件。规划举什么旗、走什么路、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朝着什么样的目标继续前进，这些根本性、方向性问题，必须由党来掌舵领航。党的领导决定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性质。党的性质宗旨、初心使命、信仰信念、政策主张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而不是别的什么现代化。还在“一五”计划之时，毛泽东就指出：“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是实现党的总路线的一个重大的步骤。这次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应该根据实际经验，认真地讨论这个计划草案，使它的内容能够比较妥当，而成为切实可行的计划。”[3]从“一五”计划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逐渐为国家工业化奠定初步基础，到“十五五”规划建议提出确保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每一个关键规划（计划）的制定与实施，都是党中央科学判断国情世情、统筹战略全局的智慧结晶。

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为中长期规划的制定和实施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中国是世界上人口规模巨大、国情非常复杂的国家，却也是世界上规划时间最长、规划范围最广、规划效益最佳的国家，这背后离不开社会主义制度这个最大的优势支撑。反观西方国家，多党选举制度以赢得执政权为首要使命，各政党之间缺乏连贯性的政治目标，导致政策制定实施议而难决、决而难行。这种制度性缺陷，使得西方国家往往难以制定出具有长远性和稳定性的规划，即便制定了规划，也大多沦为纸面文章，难以转化为实际成效。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兴起的“计划化浪潮”中，许多国家也曾将五年计划作为推进发展的抓手，然而其中绝大多数国家因内外环境变化、执行机制失衡等因素，大多半途而废、有始无终。

党的领导确保规划目标行稳致远、与时俱进。我们党根据不同历史阶段的主要矛盾，精准调整规划方向。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一五”计划要求建立起社会主义工业化初步基础，旨在解决国家“挨打”的问题，增强国家的国防实力和经济独立能力；到了“十三五”规划时期，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在更高水平上保障和改善民生，提升人民的生活水平和质量；而如今，“十五五”规划建议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推动国家经济、社会、环境等各方面的协调可持续发展。这种根据时代变化不断调整规划目标的能力，充分体现了党的领导的科学性和前瞻性。

党领导全社会力量制定和实施五年规划。五年规划的编制与实施，是一场全国动员、全民参与的伟大实践。党勇于改革创新，通过改革不断破除各方面体制机制弊端，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不竭动力。党始终坚守群众路线，充分激发全体人民的主人翁精神。党凭借严密的组织体系和强大的动员能力，有效整合各方力量，形成“全国一盘棋”的强大合力。党以钉钉子精神抓部署、抓落实、抓督查，保证规划实践落地见效。各级党的组织担负起领导责任，深入研究本地区本领域发展的重大问题，确保规划得到全面贯彻和落实。在规划实施过程中，明确责任主体和完成时限，使规划目标具有可操作性和可考核性。对规划实施情况进行常态化跟踪，将规划实施成效作为评价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工作实绩的重要依据，对执行不力、落实不到位严肃问责，从而保证规划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现代化建设从本质上来说，就是一场社会革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一项伟大而艰巨的事业，必须坚定不移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建议》指出：“坚持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凝聚磅礴力量。”[2]41通过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确保党始终坚定政治立场、把握政治方向；通过加强思想建设，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提高党员干部的思想觉悟和理论水平；通过加强组织建设，打造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为现代化建设提供人才支撑；通过加强作风建设，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赢得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通过加强纪律建设，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确保党的决策部署得到贯彻执行；通过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二、必须以党的创新理论为指导

中长期规划作为国家发展的重要蓝图，其制定与实施离不开科学理论尤其是科学发展理念为指引。习近平指出：“发展理念是发展行动的先导，是管全局、管根本、管方向、管长远的东西，是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发展着力点的集中体现。”[4]4科学理论为中长期规划提供坚实的思想基础、明确的方向指引，确保规划契合国家发展实际，符合时代发展潮流。

中长期规划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引下的社会主义伟大创造。中长期规划从深层理论基础上来说，是基于社会发展有规律，并且这个规律可以认识和把握。如果社会是无规律的，或这个规律是不可知的，那么就不可能对未来发展做出规划指引。从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规律论和认识论，是中长期规划的根本依据。更具体一些，侧重于经济领域的社会主义中长期规划，源自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资本主义无序竞争造成社会失序的深刻批判，以及对社会主义有组织生产的积极设想。恩格斯指出：“当人们按照今天的生产力终于被认识了的本性来对待这种生产力的时候，社会的生产无政府状态就让位于按照社会总体和每个成员的需要对生产进行的社会的有计划的调节。”[5]正是基于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苏联在1928年开始了五年计划的实践。而苏联早期实践的巨大成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不少国家进行了学习、模仿和借鉴。新中国成立后，在苏联的指导和援助下，我国自1953年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五年计划反映了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是一种积极的历史主动和理论自觉。毛泽东在1955年曾经说过：“人类的发展有了几十万年，在中国这个地方，直到现在方才取得了按照计划发展自己的经济和文化的条件。自从取得了这个条件，我国的面目就将一年一年地起变化。每一个五年将有一个较大的变化，积几个五年将有一个更大的变化。”[6]

中长期规划的发展完善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与时俱进。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在指导思想上不断创新，从毛泽东思想，到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再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些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是各个时期中长期规划的根本遵循。党的指导思想是制定五年规划及远景发展目标的思想指导和理论依据。党的指导思想不仅为中长期发展规划提供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引，使其能够站在全局高度把握发展规律，更通过明确立场原则、锚定发展方位、确立战略重点，将抽象理论转化为发展规划的具体实践方案。党的创新理论的发展，尤其是对现代化建设认识的深化，推动中长期规划不断完善。

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布局认识的深化，使得规划的内容更为全面，推动了从“经济”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转变。新中国成立初期，五年规划的内容侧重于经济尤其是实现工业化。从“一五”计划中的156个苏联援建项目开始，我国逐步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改革开放后，随着对现代化建设认识的不断深化，从经济建设到“两个文明”，再到“三位一体”“四位一体”“五位一体”，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要求。1982年“六五”计划将此前的“国民经济发展五年计划”调整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计划”，开始突破单纯经济范畴，增加了“社会发展”内容，关注社会、环境、民生等领域的发展，对人口、就业、收入、社保、文化、卫生等作出全面安排。

党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认识的创新，使得规划更加富有弹性，推动了从“计划”到“规划”的转变。1953年启动的“一五”计划，具有目标相对单一、手段行政化等特征，通过指令性计划直接调配资源。随着时代的发展，这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逐渐显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经济体制改革进程中，五年规划开始引入市场调节机制，缩小指令性计划范围。“八五”计划期间，指令性计划指标大幅减少，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显著增强。1992年，党的十四大明确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从2006年开始实施的“十一五”规划，用“规划”取代“计划”，这标志着我国中长期发展蓝图从指令性资源配置的计划管理模式，全面转向战略性、指导性的市场经济规划模式。也是从“十一五”规划开始，规划指标分为预期性和约束性两类。预期性指标主要依靠市场主体的自主行为实现，政府通过创造良好的宏观环境、制度环境和市场环境，运用各种政策予以推动，充分发挥市场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而约束性指标体现在公共服务和涉及公众利益领域，政府负有确保实现的责任，保障了人民群众的基本权益。

新中国之后的五年规划，既有凯歌前进，也“走过弯路”。[4]8例如，“一五”计划到“五五”计划期间出现的一些失误，从根本上说是经验欠缺、理念偏差的结果。而改革开放后五年规划的成功及其创造的发展奇迹，是发展理念正确的体现。邓小平指出，“走什么样的路子，采取什么样的步骤来实现现代化，这要继续摆脱一切老的和新的框框的束缚，真正摸准、摸清我们的国情和经济活动中各种因素的相互关系，据以正确决定我们的长远规划的原则”。[7]新发展理念指引了发展规划的新样态。新时代提出的新发展理念，是“我国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发展着力点的集中体现，也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发展经验的集中体现，反映出我们党对我国发展规律的新认识”。[4]4自2015年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新发展理念以来，新发展理念为规划注入了新的时代内涵，催生了发展规划新样态。“十五五”规划建议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推动国家实现高质量发展；要求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做强国内大循环，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提升国家经济的韧性和竞争力；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更加注重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推动国家经济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发展；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更加注重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实现经济的高效运行。

习近平指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长期任务，还有许多东西需要我们深化认识。要进一步加强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使我们的认识、政策、举措更加符合客观规律，从而逐步进入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自由王国’。”[8]中国式现代化在加速推进之中，中长期发展规划的理念和战略也要不断在新的实践中发展更新，使之更加符合时代发展要求，更好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前进。

三、必须准确厘定发展目标

中长期规划为国家发展锚定坐标、主轴和方向。借由这个载体，党的执政愿景、发展构想得以具象化。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中长期规划，都是将党对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形势把握、趋势判断和目标设定，转化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前瞻性战略部署。

五年规划一以贯之的主题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共产党作为使命型政党，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始终以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注重谋长远之势、行长久之策，通过制定一个又一个的分段规划，将重大战略转化为切实可行的行动方案。自新中国成立之初，五年计划便以社会主义现代化为远景目标。回顾历史，1954年，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首次提出“四个现代化”目标，为国家的现代化建设描绘了宏伟蓝图；1964年，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明确“两步走”战略，进一步细化了实现现代化的步骤；1987年，党的十三大提出“三步走”发展战略，为不同阶段的发展设定了明确目标；2017年，党的十九大提出新的分两个阶段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将现代化建设推向新的高度。从“一五”计划到“十五五”规划，尽管具体指标随着时代变迁不断调整，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核心目标始终如一。党通过五年规划将长远目标分解为可操作的短期任务，既避免了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防止因追求短期利益而损害国家长远发展；又避免了目标模糊的长期空转，确保国家发展始终沿着既定方向稳步前行。

五年规划展现了战略定力和历史耐心。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环境，中国共产党始终保持战略清醒，不为短期波动所扰，不为一时困难所惑，坚定不移地推进现代化建设。正是这种定力，让我们在面对风高浪急的国际形势时，能够保持冷静判断，坚持自己的发展节奏，不被外部干扰打乱阵脚；在面对国内改革发展的深层次矛盾时，能够持之以恒，久久为功，笃定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确保国家发展始终保持正确方向。新中国成立以来，中长期规划的目标导向始终在理想与现实、长期与短期、全局与局部的辩证统一中演进。每一个五年规划（计划）都是实现长远战略的一个战术步骤，在保持发展战略长期稳定的同时，又在具体时期内根据实际情况做一些灵活调整。这种灵活性与稳定性的有机结合，使中国能够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保持发展动力，实现持续进步。中国的五年规划堪称长期战略规划的典范，这种“长期主义”对全球发展理论具有创新性贡献，成为理解中国的发展路径及其全球角色演变的一把钥匙。[9]

五年规划的目标必须实事求是。习近平指出，“规划科学是最大的效益，规划失误是最大的浪费，规划折腾是最大的忌讳”。[10]五年规划的具体目标必须从客观实际出发，既不能过高过急，脱离实际，导致目标难以实现，造成资源浪费；也不能过于保守，缺乏前瞻性，无法激发国家发展的潜力。这既是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也是未来发展的必然要求。新中国70余年规划实践中，目标设定沉淀和积累了宝贵经验。从历次五年规划（计划）实施的情况看，有的制定比较符合实际，实施效果就比较好。反之，有的由于对客观规律认识不够，实施效果就不理想。新中国之初，鉴于我国建设工业化的起点很低，党中央非常重视发展速度问题，要求在三个五年计划或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完成工业化。后来的实践表明，尽管这个时间表留有一定的余地，但对中国这个经济落后的大国来说，还是过于短促了。[11]125尤其是“二五”计划（1958—1962年），要求五年期间工业总产值增长一倍左右，农业总产值增长35%左右。这种脱离客观实际的目标设定，给国家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损失。“四五”计划依然存在急于求成、盲目冒进的倾向，片面强调高积累，过分突出重工业，一味追求生产上的高指标，而忽视了经济效益和人民生活。

五年规划必须坚持稳中求进。稳中求进，稳是基础，进是目标。目标既要具有前瞻性，能够引领国家发展方向；又具有可操作性，能够在实践中得到有效落实。改革开放后，我们科学地认识了中国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才从根本上克服了发展上的急躁和冒进。发展才是硬道理，但必须按客观规律办事，不能急于求成。“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一个阶梯式递进、不断发展进步的历史过程，需要不懈努力、接续奋斗。”[2]3五年规划本质上是一种时序性安排，这就需要把握好发展的节奏感，在目标设定上要兼顾理想与现实，通过阶段性突破实现长期目标。我们按照“三步走”的大战略，通过“温饱—小康—现代化”的阶梯式推进，每个五年规划都顺利完成,不仅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还保持了社会的长期稳定，创造和延续了“两大奇迹”。需要指出的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五年规划的日臻成熟，我们制定的指标不断丰富，更加重视全面性，更加重视在量的增长基础上质的飞跃，如《建议》指出“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2]5

五年规划必须坚持问题导向解决突出矛盾。规划作为一段时期的纲领性文件，必须实现问题导向与目标设定的有机统一。规划要全面，涵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各个领域，推动国家全面发展。这就要坚持系统思维，按照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要求，全面部署经济社会发展和党的建设各方面工作。只有从系统整体出发，统筹兼顾各个方面，才能实现国家发展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同时，规划要突出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以重点突破带动全局发展。习近平指出，“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立足于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基本定位，以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为着眼点进行系统谋划，以有力有序有效应对世界百年变局的新形势和发展中突出问题为着力点补短板、强弱项”。[2]50-51“十五五”规划建议坚持问题导向，将解决当前突出矛盾作为目标设定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当前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有效需求不足，国内大循环存在卡点堵点等。针对这些问题，《建议》将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确定为：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提高，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社会文明程度明显提升，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国家安全屏障更加巩固[2]8-9等。这些目标紧密围绕国家发展中的突出问题，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通过解决这些问题，推动实现高质量发展，全面提升国家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

四、必须科学运用编制方法

中长期规划作为国家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其编制方法的科学性直接关乎国家发展的走向与成效。中国的五年规划编制历史最长、种类最多、内容最全，堪称规划大国和世界规划集大成者，形成了系统科学编制方法。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不断探索、总结经验教训的智慧结晶，深刻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论的精髓。

科学方法是实践经验的认识升华。实践是认识的源泉，也是推动认识发展的动力。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指出：“认识从实践始，经过实践得到了理论的认识，还须再回到实践去。”[12]这揭示了认识与实践的辩证关系。习近平强调，“要坚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把顶层设计和问计于民统一起来，加强调研论证，广泛凝聚共识，以多种方式听取人民群众和社会各界的意见建议，充分吸收干部群众在实践中创造的新鲜经验”，[13]凸显了实践经验在科学方法形成中的关键作用。从新中国的发展历程来看，规划编制始终在总结经验、汲取教训中不断迭代升级。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制定第一个五年计划时面临着诸多困难，“由于旧中国留下的统计资料很不齐全，内资源状况不明，难以掌握原有企业的生产能力，同时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部门都缺乏编制经济建设计划的经验，因此，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编制只能采取边制定、边执行的办法，不断进行修订、调整、补充，前后历时四年，五易其稿，终于形成了我国初期工业化建设的蓝图”。[11]126这一过程虽然艰辛，但为后续规划（计划）编制积累了宝贵经验。然而，“二五”计划期间，由于缺乏科学方法等原因，信息失真、决策失误，导致发展中出现了经济的剧烈波动。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在治国理政中重视制度化、规范化，经过探索，五年规划的制定也逐步走上了正轨。从“六五”计划开始，各个五年规划（计划）都有了编制完备的正式文本并完成了法律程序。

坚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是党和国家依法治国方略的基本要求，也是五年规划科学制定的核心要义。

以民主决策汇聚民智。编制五年规划是一个典型的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过程。“我们要着眼长远、把握大势，开门问策、集思广益，把加强顶层设计和坚持问计于民结合起来，把社会期盼、群众智慧、专家意见、基层经验充分吸收到规划编制中来。”[4]7在制定五年规划的众多环节中，以协商民主方式深入调查研究，开展严格科学论证，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例如，在规划编制的前期调研阶段，通过召开座谈会、问卷调查、实地走访等方式，充分了解人民群众的需求和期望；在规划草案形成后，通过网络公开征求意见、举办听证会等形式，让社会各界参与讨论，提出修改建议。这种广泛的民主参与，不仅提高了规划的科学性和可行性，也增强了人民群众对规划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习近平在关于《建议》的说明中指出：“可以说，这次文件起草工作，是发扬党内民主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又一次生动实践。”[2]50

以科学决策严谨论证。深入调查研究是制定五年规划的优良传统和首要环节，它包括普遍性调查与专项性调查。普遍性调查旨在全面了解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情况，为规划制定提供宏观依据；专项性调查则针对特定领域或问题进行深入分析，为规划中的具体政策和项目提供详细数据支持。制定规划形成初步方案后，要对重大问题、重要政策、重大项目进行科学论证。对困难问题反复严谨论证，听取不同专家意见，设想各种方案结果，权衡利弊形成共识。中国是一个超大规模的国家，全面规划极其复杂、极其困难，对管理和技术都是极大的挑战。新时代以来，特别强调运用数智技术助力形势判断和发展预测。通过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模拟等技术手段，对经济社会发展趋势进行精准预测，为规划制定提供更加科学、准确的依据。

以依法决策制度保障。“一五”计划的诞生过程就体现了依法决策的初步探索。1955年3月，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通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的决议》；6月，国务院全体会议审议通过草案，决定提请全国人大审议；7月，全国人大一届二次会议最终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这一过程严格按照法定程序进行，确保了决策的权威性和合法性。当今制定发展规划具有更加严谨的法定程序：第一步是党中央建议阶段，党中央根据国家发展形势和战略目标，提出制定规划的建议；第二步是国务院纲要编制阶段，国务院组织相关部门和专家，根据党中央的建议编制规划纲要草案；第三步是人大审议实施阶段，全国人大对规划纲要草案进行审议并通过，使其具有法律效力。这一系列法定程序，确保了决策的规范运行，为国家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

科学方法凸显专业性。一是过程的完整性。制定实施中长期规划是一项涉及多主体、多环节、多领域的复杂系统工程。我国在长期编制实施五年规划中形成了一套从编制流程、编制准则、编制方法和制度保障的系统化、科学化方法论体系。规划编制中遵循“调研—决策—执行—评估—调整”的闭环逻辑，任何环节缺失都可能导致规划变形走样。调研环节是基础，通过全面深入的调查研究，了解实际情况，为决策提供依据；决策环节是关键，根据调研结果制定科学合理的规划方案；执行环节是保障，确保规划方案得到有效实施；评估环节是对规划执行效果的检查和评价，发现问题及时调整；调整环节是根据评估结果对规划进行优化和完善，使其更加符合实际需求。二是规划的系统性。发展规划是一个蕴含多类别、多要素的复杂系统，必须将系统观念贯穿全过程各领域。规划编制具有上下联动机制，纵向上通过“国家规划—省级规划—市县行动方案”实现联动，确保国家战略目标在各级层面得到有效落实；横向上通过“总体规划—专项规划—区域规划”实现协同，形成整体合力。这样纵横交错、统筹兼顾，形成定位准确、边界清晰、功能互补、统一衔接的国家规划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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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习近平对“十五五”规划编制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坚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高质量完成“十五五”规划编制工作[N].人民日报，2025-05-2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