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增岽 党佳美

（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100875）

［摘要］盘桓于近代以来中华文明发展演进历程中的“古今中西之争”，在“第二个结合”中得 到真正的彻底解决。“第二个结合”以大历史观对待传统与现代之间的辩证关系，在巩固文化 主体性、重构和新构传统文化的过程中超越传统和现代之间的对立。“第二个结合”以大时空 观破除“西方中心主义”，以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具有的“间性”特质为基础，实 现两者的历史性共在和“异构契合”。“第二个结合”破解“古今中西之争”对于当代文明和文化 发展、道路理论创新有着有益启示。

［关键词］“第二个结合”古今中西之争文化主体性中华文明“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外来”的关系问题构成近代中华文明或中国文化变迁的两大轴心，“古今中西”各要素之间的张力在中国近现代历程中的影响无疑是剧烈而持久的。鸦片战争后，“英国的大炮破坏了皇帝的权威，迫使天朝帝国与地上的世界接触”，[1]强势的欧洲现代文明打碎了古老中国“天朝上国”的迷梦，中国被抛入世界历史和世界现代化潮流之中。这种急剧变化使中国人对自身传承五千多年的文明产生认同危机，表现在思想文化领域就是关于“中西之辩”、“古今之辩”的聚讼不休。可以说“古今中西之争”关于文明和文化的讨论构成近代以来中国人认识自身以及理解世界的关键视角，也是我们研究中华传统文化现代转型的重要背景。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经过长期努力，我们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有条件破解‘古今中西之争’。”[2]这一论断的自信和底气来自“第二个结合”对于“古今中西”关系的厘清和辩证处理。

一、“第二个结合”超越传统与现代的对立

从形式上看，“古今之争”抑或“古今之辩”是指时间维度上如何看待“传统”与“现代”的文明和文化问题，但其始终内蕴着一种文化倾向，即越彻底地抛弃传统就越能快速地迈入现代社会。于是近代以来，“传统—现代”对立的思维模式隐秘而深刻地支配着中国人的头脑，以至于西方文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代表先进、发达、优质的文明，是需要全盘接受的对象。“古今之辩”实质上内含着如何理解传统、如何处理传统和现代之间的关系、是否能实现传统的现代转型等重要问题，“第二个结合”正是在对这些问题的理论性和实践性回答中超越了传统和现代的对立。

1.“传统”与“现代”具有辩证关系关于传统与现代关系的理解和界定，学界通常回溯至启蒙时代现代性的出场，认为启蒙运动在宗教改革的基础上明确地宣扬“人”凭借其理性能够成为自我的主宰，反对以往宗教神学对人的蒙昧化以及王权、宗法关系对人的束缚，用理性拷问一切，使人的主体性逐步确立，从而逐渐“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3]“理性”和“主体性”作为现代的精神意识和现代性当下状态的一种表述，使传统与现代之间发生对立和断裂。因此，“现代性总是与传统相对立的，这似乎已经成为其定义”。[4]我们通常认为，启蒙所造就的现代性是一个“向未来开显”的时代，它表达了一种内含人的主动性的与过去、传统进行彻底决裂的价值判断和行为选择。当现代脱离了沉重的过去和传统，那么现代就理应是一个“自足”的概念，即“现代不能或不愿再从其他时代样本那里借用其发展趋向的准则，而且必须自力更生，自己替自己制定规范。这便澄清了现代那高度敏感的‘自我理解’，以及直到我们的时代仍在不停地努力‘确证’其自我的动力”。[5]人们不是从传统和历史典范中，而是面向未来探寻时代的合理性，现代性也正是在传统与现代的对比中获得自我确证。所以罗荣渠认为，西方的“现代化理论的基本结构建立在‘传统与现代性’这对对立的概念上”。[6]当中国被西方的坚船利炮拖拽入现代化进程时，面对即将亡国灭种的巨大危机，知识分子在文化自卑心态和对国家富强的功利追求双重心理机制的作用之下，对传统和传统文化采取了一种过激或矫枉过正的态度，以至于有了盲目排外、拘泥于传统的极端保守和彻底摒弃传统、全盘西化的极端激进之间的势不两立，有了夜郎自大和妄自菲薄两种截然对立的情绪。于是有了各种急于求成的理论和新派人物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轮番登场，出现了种种变革与革命。

实际上，传统与现代并非绝然对立的，不包含任何“传统”、纯粹的“现代”并不存在。当我们用马克思“从后思索”法来审视现代化的历史可以发现，现代性的因素和动力其实扎根于前现代中。关于这一点，即使是在理论上可能割裂传统与现代二者关系的人从现实去观察也会正视二者的过程连续性。例如，安东尼·帕格登就指出，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企图复兴古希腊文化艺术，宗教改革则试图重建罗马帝国早期的使徒教会。[7]而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恰是现代性的萌芽。启蒙运动“以未来的名义对过去攻击”，[8]将传统与理性对立，以理性的最高权威否定传统的意义和价值的同时，这种启蒙的成见带来了现代性的内在悖反，工具理性如“铁的牢笼”般挤占价值理性的空间使其式微和边缘化，人们遭受着虚无主义和精神危机的攻击，“他再也不相信自己能够知道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9]伽达默尔为传统正名，一针见血地指出：“不管我们是想以革命的方式反对传统还是保留传统，传统仍被视为自由的自我规定的抽象对立面，因为它的有效性不需要任何合理的根据，而是理所当然地制约我们的。”[10]启蒙总是试图抛弃传统实现创新，但是事实上我们一边消解着某些传统，一边又在创造着新的传统。检视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可以看到，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现代化之所以举步维艰，其重要原因在于错置了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关系，并未正确认识到实现现代化需要以传统作为土壤和资源，因为“传统是集体记忆的组织媒介”，[11]能够给予一个文化共同体所需的认同的依据，并将其与其他共同体区别开来，对于国家认同、民族认同、文化认同甚至是自我认同至关重要。而同样，传统也需要现代化，只有以现代为参照和坐标，传统才能获得自身规定性，才能定位发展的方向和目标。尽管由于种种原因，中国错失了从自身传统土壤中自觉生发出现代化的机会，但是最重要的传统根基——中华传统文化还在，而且一直未曾中断。“第二个结合”是中国共产党以贯通古今的大历史观所进行的理论创造，旨在重新审视中华传统文化价值体系的基础上，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以搭建起连接传统与现代的桥梁。

2.消解传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第二个结合”的主体之一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知识分子对于传统的全盘否定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以一种抽象整体观将中国传统文化和专制主义政治秩序混为一谈，认为“中国特有的东西均因产生它们的母体患有病毒而患有病毒”。[12]但正如伽达默尔所指出的，不能完全排除传统中存在一些“不可能的东西”、“荒谬的东西”以及“固定的礼仪”等与理性相对立甚至是反理性的东西，因为“传统按其本质就是保存……保存是一种理性活动”，[13]传统不仅能够保存旧有的、过时的东西，而且也是新的、被计划的东西的孵化地。“保存”的特质决定了传统本身构成一个动态的、开放的系统，传统的内部同时包含着积极的和消极的、进步的和落后的因素。因此，需要以辩证的态度和进步的视野，找寻可以消解传统中腐朽、消极的因素的标准，在此前提下才能对传统进行发展和重构。传统最重要的意义不是过去，而是当下、现在，所以消解那些存在着腐朽、消极层面的传统的标准就是现实需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古为今用、以古鉴今，坚持有鉴别的对待、有扬弃的继承，而不能搞厚古薄今、以古非今，努力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之与现实文化相融相通。”[14]传统作为历史性存在，它在现实文化和时代发展的需求中获得合法性依据。这也从侧面说明，传统只能是在出现明确断裂感的时代更替中，需要一套新的文化符号、价值体系去取代旧的文化符号、价值体系的时候才能被称之为“传统”，这也是为什么“古今中西之争”只会是在中国近代历史条件下、在中国从民族历史走向世界历史的过程中出现。“第二个结合”是在“古今中西之争”迫切需要有效性回答和破解的时代任务下提出来的，面对文化层面维持传统底色与发展层面谋求现代发展的两难选择，“第二个结合”能够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重新激活传统文化生命力的重要前提在于，“结合”的主体之一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而不是笼统的中华文化或传统文化。这有两方面重要意义：其一，“第二个结合”反对传统所承载的“克里斯玛”特质，对传统文化中不适应时代要求的部分进行了甄别和消解，从而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原有庞杂的传统文化体系中加以剥离和萃取，并将其与马克思主义进行结合，超越了“传统—现代”对立的思维格局，而不是陷入文化复古主义的泥淖。其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第一个结合”的对象上升为“第二个结合”的主体，意味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智慧正通过“第二个结合”深入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各方面，为社会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精神滋养。

3.维护传统：文化主体性是“第二个结合”的巩固对象对于文化共同体而言，传统作为“集体记忆的组织媒介”构成这个共同体特有的文化记忆，这种文化记忆的重要性在于能够将这个共同体的过去与当下联结，并观照和影响未来，使共同体中的个体获得强烈的归属感和认同感。人作为意义的存在物，需要找寻依托来安置精神家园，而文明和文化作为人基本的生存向度，“以复杂且包容的形式涵盖了一个民族的历史与现实”，[15]深刻地影响和塑造着生于斯、长于斯的个体的身份认同和文化认同。亨廷顿认为：“文明是对人最高的文化归类，是人们文化认同的最广范围，人类以此与其他物种相区别。……他所属的文明是他与之强烈认同的最大的认同范围。文明是最大的‘我们’，在其中我们在文化上感到安适，因为它使我们区别于所有在它之外的‘各种他们’。”[16]所以，历史文化传统是中华文化认同的重要基础和来源。作为“最深层次的认同”，[17]文化认同是一个民族对自身文化的肯定性体认，是精神家园得以维系的价值归依。但是鸦片战争后，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伴随着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历程而来的，是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体系的式微，直至马克思主义传入之前，面对着“大火焚室，空空无依”的绝望情势，“在过去高度整合的中国社会中所形成的思想和价值丛聚，在文化与道德系统解体以后不是败坏，便是零落；或者说，传统的文化和道德的框架已不复存在了”。[18]中华民族在存在意义上失去精神依托，在文化认同上出现严重危机，甚至一度导致文化主体性沉沦，因为文化认同的危机本质上是文化主体意识的弱化甚至是欠缺，而文化主体意识又是以文化主体性为内核。“第二个结合”的提出是中华民族所具有的鲜明文化主体意识的具体表现，这种文化主体意识是文化意义上坚定的自我确认，它首先意味着主体对自身文化的“自知之明”，[19]以及在此基础上所生发的对于传统文化的高度自觉。“第二个结合”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看作中华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内蕴，进一步巩固了文化主体性，使我们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避免陷入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所面临的文化迷失境遇。所以，与其说“第二个结合”对文化主体性的巩固是在维护传统，不如说它维护的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内蕴的主体文化认同因子和力量，而这正是在新时代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转型的基本前提。

4.发现传统：“第二个结合”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两创”传统是历史性存在。马克思指出，“过时的东西总是力图在新生的形式中得到恢复和巩固”，[20]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21]传统绝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亡，同样也没有任何一种传统能在社会历史进程中完全复活，传统“是‘活着的过去’，是能够‘活到’现在的那一部分过去”。[22]传统与现代相互赋予对方意义，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第二个结合”对于部分传统的消解和部分传统的维护更加突出了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性，因为中华传统文化是“活着”的过去在文化层面的集中表达。“活着”不仅意味着现代可以重构传统，也可以在此基础上发现新的传统，因为“这些观念、范畴也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不是永恒的。它们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23]中华传统文化不仅具备“活着的过去”的特性，能够以坚韧的生命力和鲜明的传统特色穿梭于历史的流变中，而且具有“活到”现在的活力因素，以极强的包容性和突出的创新性，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适应不同时代的要求。中华传统文化这种持续发展的能力特征，是其能够被“新构”的重要前提。恩格斯指出：“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24]中华传统文化宛如流动的河水般变动不居，属于“过程的集合体”。“第二个结合”明确提出要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一“根脉”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好地服务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为中国现代化发展提供不可或缺的精神力量和文化资源。“两创”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构和新构。前者面向过去，注重以“现在”的社会条件与时俱进地改造和更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形式和内容；后者面向未来，要求“按照时代的新进步新进展，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加以补充、拓展、完善，增强其影响力和感召力”。[25]在这个过程中，是马克思主义这一“魂脉”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注入“活的灵魂”。所以，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是简单的继承和转化，更重要的是“发现传统”，结合新的时代语境和社会实践要求，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形式与内容得到质的提升，从而成为现代化体系的建设性内容。“第二个结合”在消解传统、维护传统和发现传统的层层递进中，反复印证其对于传统和现代对立的超越。

二、“第二个结合”消弭本土与外来的张力

“中西之争”或曰“中西之辩”是指在空间维度上如何看待“本土”与“外来”的文明和文化问题，是中国近代以来走向世界历史过程中必然遭遇的思想文化冲击。近代以来，“本土”和“外来”之间的文化张力无法被突破和超越的重要原因在于知识分子落入了“西方中心主义”的思想陷阱，而“第二个结合”破除了“西方中心主义”的思想禁锢，使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中国大地互相成就。

1.“本土”与“外来”直指差异性，但“第二个结合”的主体具有间性特质“古今之争”是人类文明进程中的普遍性问题，如何处理传统和现代之间的关系是各民族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必须面对和解答的问题，而“中西之争”是中国在纳入现代化进程中所衍生的特殊性问题。20世纪上半叶，中国知识分子关于“中西之争”的讨论一度盖过对“古今之争”的探讨，文化心态的嬗变导致“中西之争”带有强烈的情感色彩。如梁漱溟指出：“中国人对于西方化的输入，态度逐渐变迁，东方化对西方化步步的退让，西方化对东方化的节节斩伐！到了最后的问题是已将枝叶去掉，要向喉咙去着刀！而将中国化根本打倒！”[26]在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激烈的文化态度背后，一个显性的问题值得关注：相较于传统和现代，“本土”与“外来”之间存在一个“自我”和“他者”的维度，这一维度最重要的标志在于“差异性”，即面对巨大的时代变迁和严重的社会危机，“本土”和“外来”之间的张力会被无限放大，当近代中国知识分子面对有质的差异性的文明形态时，会不自觉地强调“自我”和“他者”之间的身份差异，经由西方的“他者”反观自身。如前所述，启蒙运动创造了“人类理性”的神话，确立起西方的现代性，而这种现代性社会是追求同一性和普遍性的社会。迈克·费瑟斯通指出：“现代性已被视为导致了将统一性和普遍性观念强加于思想和世界之上的探索。实际上，它的使命就是要把有序强加给无序，把服从的规则强加给未开垦的处女地。”[27]西方现代性追求同一性的特性使西方文明拒斥非西方地区及文明的“差异性”。伴随着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拓展，西方发达国家不断将其价值准则和文化观念“普世化”，在西方所制定的文明线性进化标尺之下，文明与野蛮、中心与边缘的分野使其他文明被降格为西方文明的附庸。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无论是“激进反传统”还是“反现代性”的思想倾向其实都落入了“西方中心主义”的思想陷阱，即把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而“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化偏见深受西方传统哲学“主客二分”思维模式的影响，导致了文明间平等对话的缺失，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性被绝对化。不同于西方传统哲学，胡塞尔提出的“主体间性”理论强调先验自我和他我的共存，是对西方传统哲学“主客二分”思维模式的突破。哈贝马斯在批判继承胡塞尔理论的基础上，将主体间性应用于文化领域，提出“文化间性”的理论，其核心观点在于：在承认文化差异性的前提之下，实现差异基础上的辩证融合。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都具有文化的间性特质，两者虽然有着时空性、地域性和民族性的差异，但是马克思主义在发展过程中构建起来的观念体系和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体系有着内在一致性，在认识论、实践论、方法论和价值观等多个方面存在契合性。同时，从人的自由本质的文化视野而言，这两个文化形态都具有超越其形成背景和经济社会条件的普遍价值，这是两者能够“结合”的前提条件。“第二个结合”以开阔的理论视野和尊重文明多样性的精神特质，实现了本土文明和外来文明的有机衔接。

2.“第二个结合”在共在基础上实现不同文化形态的双向选择按照一般性的理解，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前，由于西方文明的猛烈冲击，西方各种社会思潮在中国轮番登场，但都没能解决中国的前途和命运问题。“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从此中国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走出困境，并从“第一个结合”到“两个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虽然这确是历史事实，然而这种解释其实与“冲击—反应”理论的逻辑有类似之处，即中国迫切需要一套能够带领中国走向现代化的理论，而马克思主义正好有这样的理论特质和理论能力，从这个层面而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中国实际、中国文化仅仅实现了特定时间点上的共在。但是，若以动态的历史分析视野重新审视这段历史事实，我们会发现中国选择马克思主义，并提出“第一个结合”到现在的“第二个结合”，其实是中国从传统社会迈向现代社会、从被附属的文明走向具有中华文化主体性的文明历史进程的必然选择。以资本逻辑为主导的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将中国抛入现代化进程中，作为与西方文明相对的“野蛮”，中国只能被动接受西方文明的秩序安排。因此，摆脱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单向度的文明或文化秩序、巩固文化主体性，走中国自主的现代化道路，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是近代以来中国发展的目标。而马克思主义是关于人类社会和人类文明摆脱资本逻辑主导、打破“中心—附庸”文明差序格局、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学说。因此，历史的发展、文明的发展客观上要求中国摆脱资本逻辑和等级逻辑，选择马克思主义。在这个意义上，回到“第二个结合”，我们可以说它在把握资本主义文明本质和发展趋势的基础上，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性共在，这种“共在”是一个动态的发生过程，而这种历史性共在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断实现双向选择的前提。“第二个结合”建构起一种不同文化形态之间兼容共通、相互支撑的文化契合模式。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来讲，“第二个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不断实现理论创新的重要路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理论成果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视域而言，在“第二个结合”中，马克思主义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找到了现代转型的依据，消解传统、维护传统、发现传统的任何一个环节都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第二个结合”中两个产生于不同地域、不同文明的文化形态的双向选择，是以文化的“间性”特质为前提，以文化间的平等性、“自我”和“他者”的良性互动为过程，在共同的语境中创造新的文化空间为目的的。而正是在双向选择的过程中，原本是作为中国早期先进知识分子选择项的马克思主义，早已在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成为一种必然。

3.“第二个结合”在差异性基础上实现不同文化形态的异构契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结合’的前提是彼此契合”，“‘结合’的结果是互相成就”。[28]当我们带着这样一个陈述性的思想“前见”再一次审视“第二个结合”时，一个前提性的问题需要反思，即我们其实已经默认了文明或者文化的“差异性”，而如何给予这种被默认的“差异性”以合理性和合法性基础，是需要进一步阐述的，也是在进一步讨论“第二个结合”过程中需要“解蔽”的。笔者认为，文明或文化的“差异性”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方面，强调独特性。文化作为上层建筑范畴是由生产力和生产方式决定的，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变革会引起人类文化的变迁。因此，“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29]文化的独特性是以文化主体性为内在依据的，所以表面上我们看到各个民族具有不同的文化符号，实质上正是这些文化符号构成了“我族之为我族”的证据。另一方面，内蕴“不同”基础上的“和”，也就是说，文明作为人们实践活动的产物，是有共性的，只是这种共性寓于特殊的文明形态中。当我们在承认文明独特性的前提之下，以一种“价值性”的理解方式去合理审视不同的文明和文化，文明、文化间的相互理解就成为一种可能。从宏观意义上对文明和文化的“差异性”进行解释之后，我们可以发现，西方文明对不同文明间“差异性”的排斥以及将其他文明视为“落后”、“野蛮”，实际上构成了对文明多样性和差异性的侵犯，强烈的文明优越性在道德上演化为一种傲慢和偏见。而落脚到“第二个结合”，它正是在承认并且尊重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差异性的合理性前提之下，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实体性内容中不断反思马克思主义的一般性原理，逐步实现了两者的“异构契合”。“承认、尊重”的态度背后彰显了文化主体开放、包容、和平、自信的文化心态，这是对鸦片战争后国人精神空洞、文化自卑状态的彻底终结。同时，文化形态差异性的“承认”具有为不同文明交融创新留下空间的鲜明特征。在这个文化创新空间中，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所展开的社会实践，构成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者之间由“本土”和“外来”所表征出来的差异性不断被转化为两者结合的内在动力。所以，今天已经不能将马克思主义视为一种外来文化形态，它早已在中国化过程中实现本土化、时代化。从这个层面而言，“第二个结合”消弭了“本土”和“外来”之间的张力，实现了中西文化的“和而不同”，与西方所认为的应以西方文明为中心和准则实现文化“同质化、普世化”发展的观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三、“第二个结合”破解“古今中西之争”的现实启示

盘桓于近代以来中华文明发展演进历程中的“古今中西之争”，在“第二个结合”中得到真正的破解。“第二个结合”以贯通传统与现代、打破“本土”与“外来”文化壁垒的强大力量，实现了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完成了文化创新的历史使命，给予曾苦恼于实现文化转型以挽救民族危亡的近代知识分子以当代回响。“第二个结合”破解“古今中西之争”对于当今文明和文化发展、道路理论创新有着强烈的现实启示。“第二个结合”对于“古今中西之争”的破解表明，我们需要在时间和空间上都保持开放包容的心态和胸怀，推动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是人类文明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回到文明、文化的问题域，近代以来“反传统”的激进知识分子一直单向度地仰视西方现代文明，认为西方文明是现代文明的唯一形态，这一思想桎梏离不开自身文化心态作祟的内在原因，也离不开西方现代文明的实际统治者的偏见——只有西方才能创造并将继续葆有人类真正的现代文明。西方国家不仅将这样的偏见深深植入思想内核，而且在西方现代化的建构和推进过程中不断弥散化这一假象。人类文明时空的公共领域本应多彩绚烂，何以能用单一的文明形态遮蔽或吞噬多样性的文明？而且西方国家忽略了一个重要事实，尽管西方资本主义文明自工业革命以来展现出巨大的影响力，但它也不是孤立存在的，它自始至终都不可能成为生活在孤岛的“鲁滨逊”。“第二个结合”在破解“古今中西之争”过程中起到了深刻的文明祛魅的作用，破除了只有西方文明才是现代文明的固化逻辑思路，不断推动思想解放。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思想的闪电一旦彻底击中这块素朴的人民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为人。”[30]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结合，将结合的深度推及到思想文化心理层面，从根本上解除了西方中心主义在世界范围内为人们设置的思想禁锢，重塑了人类文明新的格局，打破了“东方从属于西方”的历史境遇。“开放包容始终是文明发展的活力来源，也是文化自信的显著标志。”[31]中国近代史上的文化复古主义抑或是文化虚无主义，其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文化自信的失落，精神领域的空虚外化为畏缩和警惕，故而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相互对立、非此即彼。在“古今中西”的大坐标轴中，从“第一个结合”到“第二个结合”对“古今中西之争”的破解，表明我们党的历史自信和文化自信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也表明只有以开放、包容、和平、自信的心态实现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才是文明之间相互促进的发展之道。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32]“第二个结合”开辟了广阔的文化空间，开启了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的空间，不断探索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创新形式，这是“第二个结合”开放包容性的当下结果，也是未来必然的发展走向。

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来思索，一个国家的道路、理论、制度，一个民族的价值理念和生产生活模式，只有被赋予深层次的文化意义和文明属性，只有具备普遍性精神，才能拥有超越时空边界的恒久力量，从地域性的、民族性的内容上升为具有普遍意义的、能获得广泛认同的内容，才能真正有效地破解“古今中西之争”。面对“古今中西之争”的本质问题，即实现现代化和巩固文化主体性的两难境遇，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在精神的巨大落差下苦闷彷徨，未能完成文化创新的历史使命。“第二个结合”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仅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这片沃土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而且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了现代转型，进一步巩固了中华文化的主体性，同时也使中国的现代化更加具有中国特色和历史文化纵深。因此，中国式现代化不仅可以在马克思主义中找寻到理论依据，也可以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找寻到文化基因和源头。而且最重要的是，“第二个结合”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互契合的前提下互相成就，造就新的文化形态或文明样态，这一成就的结果不仅是对中华文明特性、马克思主义属性的继承与发展，也是对世界其他优秀文明成果的学习与借鉴，这就决定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扎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高度的文明属性和普遍性精神，它能够为同样致力于实现现代化的其他国家和民族提供中国智慧、中国经验。所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第二个结合”“表明我们党对中国道路、理论、制度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推进文化创新的自觉性达到了新高度”。[33]而反观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依凭国家在政治、经济等领域的优势地位，当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34]时，他们也会按照自己的理论、制度、文化、价值观甚至包括宗教偏见去对其他国家和地区进行“文明还是野蛮”、“中心还是边缘”的评判。这样的一种以西方文明优越性为核心的评判，是对非西方地区的文明和文化的赤裸裸的文化暴力，而且以这样的文明观念为内核的现代化，缺乏生命伦理和真正的文明价值，它以物的现代化取代了人的现代化，只会造成“物的繁荣”与“人的主体性的失落”并存的局面。因此，一定是实现了民族特性同世界文明成果共性统一的道路、理论、制度等，才能真正获得持久的生命力和广泛的认同，才能为人类发展作出真正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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