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洪森

（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100875）

[摘要]中国式现代化既是百余年来由一系列历史事件构成的持续探索历程，又是国人萦怀进步与美好的话语表达，亦是史家认识和书写中国近现代史的范式。这实际上表征了中国式现代化的3个维度，即事件、话语和史观。从事件维度看，革命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前提和条件，工业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中国式现代化丰富了世界现代化道路的多样性；从话语维度看，近一个世纪的中国式现代化话语流变，大体上受“工业化”“四个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概念所主导，中国式现代化话语因之生成和发展；从史观维度看，现代化史观指引史学界深刻认识中国近代以来社会变迁，将历史实在规整到现代化秩序之中，建构了现代化发展历史记忆。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事件；话语；史观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一切重大变动，似乎都打上了现代化的烙印。“问题是时代的格言，是表现时代自己内心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1]203何谓现代化？依据理论向度不同，所见意蕴言人人殊。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成功推进和拓展的中国式现代化既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最新成果，也丰富和发展了世界现代化理论和实践。中国式现代化叙事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蓬勃发展的。由此，对中国式现代化进行历史和现实相结合的多维探讨就显得格外重要。

一、事件维度的中国式现代化

事件在历史研究中指代那些对历史发展进程产生了较大影响、具有较大历史意义的事情。历史通过事件得到凸显，“历史事件在整体上被理解为历史的不同意义之间的铰链与结点”[2]57，可以说，一些具有逻辑联系的历史事件关联起来就构成了特定历史进程的大体结构和脉络。从大历史的视角观之，现代化是人类社会由传统向现代深刻转变的过程，这一动态的历史变迁由一系列既具有内在延续性又具备明显阶段性的历史事件共同塑造。中国式现代化是基于中华文明内在发展的结果，具有自身的历史脉络。

（一）中国现代化的历史缘起

要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缘起，须首先理解中国现代化起源，分析近代中国从何而来，只有把中国式现代化放在大历史的纵深中才能更深刻地理解它。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整全通贯的中国历史之重要组成部分，承继明清中国对于现代化不同因素的长时段历史准备以及近代以来西方现代化因子。

中国的近代转型早在西方入侵前就已经开始，有其内在驱动力。已有研究表明，明清中国社会仍在发展而非陷入停滞，此时的中国与欧洲存在诸多平行和类似现代现象。[3]中国自16世纪起，就已经整合融入世界体系，“发生了中国古代文明与近代文明接轨的尝试，中国与世界接轨的尝试，东西文明文化统合的尝试，以及新旧社会相递变的尝试”[4]3。

从明清时期中西文化交流的状况看，中国历史的大方向是向现代转变。当时，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联程度远远超过以往且快速变动，中国发生了空前重大的社会变革，塑造了近代中国的基本面貌，也改变了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方式。晚明时期的中西文化交流是在和平且宁静的时代氛围中进行的，富有很强的声势和效果。西方古典科学与文化，开始在中国渐渐传播开来。伴随着耶稣会士大批来华，西方的天文历法、数学、机械工程与物理、火器技术、地理、医药等自然科学，以及语言学、音乐、绘画、哲学等传入中国。到清朝，西方文化传入中国的势头未减，只是没有深度激发中国的现代化转变。[3]

总之，基于近代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和内在历史规律，在没有外国资本主义入侵的情况下，中国会以自己的方式和道路实现现代化。[5]鸦片战争导致中国的发展与西方主导的资本主义世界接轨，中国的一些仁人志士不断思考西方列强的成功之道，探索现代化道路，但都以失败告终。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但未能改变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人民的悲惨命运。中国共产党在20世纪初应运而生，使中国人民从精神上由被动转为主动，中国式现代化是与中国共产党的百余年历史同频共振的。

（二）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过程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到，实现现代化，必须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党的第一个纲领明确强调，要“把工农劳动者和士兵组织起来，并承认党的根本政治目的是实行社会革命”[6]1。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浴血奋战、百折不挠，经过28年的革命斗争，成功摆脱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残酷压迫，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为实现现代化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通过社会主义革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作为现代化的核心内容的工业化是中国共产党人念兹在兹的深情诉求，而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多、底子薄的农业大国推进工业化，无疑是一项长期的、复杂的、艰巨的伟大任务。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首先基于国家安全稳定的考量，优先发展重工业同时正确处理农业、轻工业、重工业关系，进而强调要走出一条有别于苏联的中国工业化道路，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取得了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现代化建设奠定根本政治前提和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随后，党团结带领人民，一方面，有序进行先农村后城市的经济体制改革，沉稳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另一方面，以经济特区为试点逐渐铺开对外开放的格局，为现代化发展创造了有利的外部环境。在此基础上，大力推进基于实践的理论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建设和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实现了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奔向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在已有基础上继续前进，不断实现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我国成功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认识上不断深化，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根本遵循。由此，党进一步深化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和本质的认识，概括形成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本质要求和重大原则，初步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使中国式现代化更加清晰、更加科学、更加可感可行。党的十九大和二十大系统擘画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宏伟蓝图，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出总动员和总部署，为新时代新征程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科学指南。

（三）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影响

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了现代化的一般规律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现代化是人类社会对美好生活向往的集中体现，有其世界共有的一般规律，如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等。有别于资产阶级领导的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党的领导决定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性质，激发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劲动力，凝聚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中国式现代化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命力和优越性，展现了现代化的东方社会主义大国图景。

中国式现代化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路径选择，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中国式现代化的巨大成就推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打破了西方强国主导的国际战略力量格局，为世界更多国家提供了发展机遇和可资借鉴的成功经验。中国式现代化的实际成就在世界现代化理论层面不断超越“西方中心论”和“中国威胁论”，不断破除“文明冲突论”和“修昔底德陷阱”，持续证伪“国强必霸论”和“历史终结论”，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独立自主迈向现代化树立了典范。

二、话语维度的中国式现代化

话语是由意识形态和权力关系支配下表达思想观念的语言符号系统，具有“‘建构’知识和现实的能力”[7]，概念则是话语的核心构件和主要表现形式。源自西方的现代化话语，于20世纪20年代在中文语境中出场，经近百年的流变与转型，与20世纪初兴起的革命话语一道构成了中国救亡与复兴的话语体系，即便在当下，现代化话语依然具有至关重要的叙述价值和解释力，持续发挥着对社会现实的形塑功能。

（一）现代化话语的历史缘起

现代化“modernization”一词起源于西方现代思潮，最早诞生于18世纪70年代的英国，由兴起于文艺复兴时期的英文单词Modern衍生而来。该词出现后经历了一个逐渐概念化的过程，人们通常用之概括指称工业革命中出现的区别于传统社会的许多积极事物，隐含“今胜于古”的“（现）时代化”意蕴。第二次工业革命后，“modernization”随西学东渐大潮传入中国，于20世纪20年代被译为“现代化”（当时亦称“近代化”）在中文语境中登台亮相。20世纪30年代初，受国际国内多种因素综合影响，特别是“九一八事变”所激发的民族意识的觉醒，相比于作为竞争词汇的“西化”和“欧化”等概念，“现代化”无疑为国人述说国家愿景提供了更合适的话语言说，开始频繁出现于报端著述中，且由“现代化”本体派生出一系列组合词群，实现了从概念到话语的跃升。综观民主革命时期中国社会对“现代化”内涵的认知，不少学者对“现代化”内涵的认知呈现出社会整体变革的综合性趋向，饶是如此，鉴于中国国家生存和经济崩溃的双重危机，“工业化”一直被视作“现代化”内涵的基础和关键。

以1933年7月《申报月刊》发起的“中国现代化问题”讨论为例。该刊编者声明，中国“若于生产方面，再不赶快顺着‘现代化’的方向进展”，整个民族“将难逃渐归淘汰、万劫不复的厄运”[8]，因此现代化的范围固然包含很多方面，“工业化”却是其“主要之点”，“工业化和生产力的提高，都是中国目前所最需要的”[9]。故而，这次讨论的焦点实际集中在如何实现工业化上，其结果显示：受西方大萧条和苏联快速工业化的刺激，绝大多数人反对自由竞争而主张实行计划经济，此种思想也成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思想界的主流思潮。[10]此次讨论后，现代化话语日渐广泛流播于社会各界，不仅是主张维护现存秩序的国民党统治集团以及大批学院派知识分子言说如此，即使是主张阶级革命的共产党人，在言说中也积极引入“现代化”[11]，现代化话语与20世纪初兴起的“革命”话语一道成为浸透于社会各阶级和界别的时代性话语，实现了由话语到思想的跃升，促使国人不断诉诸行动从而力争改变中国的积贫积弱局面。

（二）现代化话语的历史演进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苏联工业化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是中国共产党孜孜以求的国家发展前景。按照苏联的经验，革命是现代化的前提，而革命成功后的国家发展方向就是以举国之力开展工业化建设，迎头赶上资本主义列强，继而实现共产主义。专注于“现代化”概念中的“工业化”内涵，并将之作为民主革命胜利后的国家总体发展目标，成为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运用与阐释现代化话语的主要思路。正如毛泽东分析道，工业化程度低是中国落后的主因，工业“最有发展、最富于生命力”[12]146，是“决定军事、政治、文化、思想、道德、宗教这一切东西的，是决定社会变化的”[12]147，因而“要努力于中国的工业化”[12]146。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党在全国范围内执政，党的话语权力全面介入并在民众的日常生活中产生影响。“工业化”随之成为全体国民言及国家发展前景时的重要话语表达。1953年6月，毛泽东在谈及过渡时期的总任务时明确运用了“社会主义工业化”[13]280概念，这一概念升华之后被党的八大所确认。社会主义工业化话语的演进，增强了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认同，推动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快速推进。

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成功推进，党对现代化话语的内涵有了更为深入的理解和诠释，占据国家现代化话语关键位置达几十年之久的“四个现代化”逐步生成，现代化话语的主流由“工业化”向“四个现代化”转变。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提出了“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14]584的表述。结合当时的历史语境分析，这里首次出现的“四个现代化”的表述依然从属于广泛播扬的“工业化”，并没有取得相对独立的话语地位，但确为日后“四个现代化”的正式出场奠定了思想基础。

进入20世纪60年代，“四个现代化”概念闪亮登场，其意蕴也被确定为“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在党内充分酝酿和规划的基础上，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正式宣布，要“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15]483。现代化话语通过“四个现代化”找到了强有力的表达形式，为党建构符合中国特色的现代化话语确立了关键概念，也为领导国家建设和政治动员提供了有效的概念工具与目标导向。在党的话语体系中，“四个现代化”是一个统一的、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要同时并进，相互促进，不能等工业现代化以后再来进行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16]412。工业是经济的基础和框架，农业问题始终是建设的基础问题，国防问题关乎安全，科学技术关乎发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社会主义”与“现代化”在国家话语体系中始终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前者表征着鲜明的意识形态导向，后者浓缩了国人对美好未来的向往。虽然二者在改革开放前已被关联并提且零星出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一整体概念，但由于国家建设在长时间内过于追求纯化的经典社会主义因素和特征，把市场化、社会化等现代化的基本特征当作资本主义的专利，“现代化”只是作为“社会主义”的简单附属，造成了二者很大程度上的分离与脱节，化约了“现代化”的内涵。[17]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立足中国实际重新思考社会主义和现代化，逐渐使二者有机统一起来，“社会主义现代化”概念在新的历史背景下崭露头角。与之同时，随着“四个现代化”日渐无法满足现实需要，必须以新的概念阐释，突破具象层面的限制，“社会主义现代化”脱颖而出，使现代化话语具有了巨大的兼容性，跳出了“四个现代化”之外的其他方面的发展是否属于“现代化”的话语和理论困境，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全面推进以及“现代化”内涵的不断丰富发展提供概念支撑。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出现并频繁运用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将这一概念上升至党和国家大政方针的层面。随后，在“四个现代化”风行于神州大地之际，党关注到“现代化”的内涵不能止步于此，明确“四个现代化”是“实现现代化的四个主要方面，并不是说现代化事业只以这四个方面为限”[18]204。于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两个“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下位概念应时出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实际上囊括了“四个现代化”，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既可指涉抽象层面的现代化亦能彰显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性质，与遵循四项基本原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将社会主义的本质定位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19]373，这样就在国家话语体系中将鲜明表现生产力发展的“现代化”和注重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此后，经过以江泽民、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持续论述，“社会主义现代化”完全取代“四个现代化”而成为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中具有最高政治站位的概念，其下位概念也逐渐由“两个文明”拓展至“五个文明”，为现代化建设的顺利推进奠定了坚实的话语基础。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和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使得党对现代化的认识更为深化，习近平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一充分体现中国经验的标识性概念，实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向“中国式现代化”的升华。“中国式现代化”概念把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功实践经验上升到理论建构，初步形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的话语体系，标志着我国由过去在现代化问题上的“话语依赖”走向今天的“话语自主”，掌握了中国实现现代化问题上的“中国话语权”。[20]特别是“中国式现代化”中的“中国式”把中华文化、中国国情、中国特点提升为一种范式，表达了世界现代化的另一种类型。

（三）中国式现代化话语的价值功能

中国式现代化话语随着中国共产党引领民族复兴进程的不断深入实现了内涵的飞跃式发展，在国内外多个层面发挥了独特且重要的价值功能。

一是增强了中国社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认同。中国共产党运用和发展现代化话语，对全国各族人民高度关注的民族复兴和国家发展问题进行了明白晓畅的阐释，既在表面传播上朴实无华、通俗易懂，又在深层意蕴中传承着一以贯之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理路，实现了大众话语与政治话语的有机联结。走进全国各族人民日常生产生活的现代化话语使党的指导思想以悄无声息的方式持续增强中国社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高度认同，周遭生活环境的不断优化也使得全国各族人民稳步增进对现代化的具象认知，愈发切实地感受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同日常生产生活实践的正相关性。进一步看，现代化话语的建构使党和国家发展的理性认识持续汇入全国各族人民的生产生活实践，呈现话语以言行事的重要价值。因此，不断丰富的现代化话语激励了全国各族人民参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主体性自觉，为推进这一伟大的社会革命进程提供了接续不断的强大内生动力。

二是推动了中国共产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政党形象塑造。现代化话语的建构过程凝结着中国共产党人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不论是“四个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还是“中国式现代化”，之所以能够飞入寻常百姓家并为广大民众所接受，其根本原因在于这一系列话语观照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事业，代言全国各族人民根本利益。改革开放以来，现代化话语的建构既具有着眼百年大计、旨在实现民族复兴的指向性，又具备根据新的时代发展要求阶段式优化全国各族人民生产生活质量的务实性。譬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提出，显示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脚踏实地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接续奋斗，不断为中国共产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政党形象塑造注入新的活力，从而有助于赢得全国各族人民对中国共产党实现长期执政的理性认同、情感认同。

三是促进了国际社会对中国道路的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话语的建构离不开世界现代化进程的大环境。例如，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外文化密切交流为“中国式的现代化”概念的形成提供了关键的语词环境。党的主要领导人运用与阐释现代化话语的许多经典概念、论断也出自外交场合，既面向西方发达国家，更面向广大发展中国家。中国式现代化话语的建构始终处于融通中外的国际视野之中，实现了民族本位话语与国际普适话语的交融互汇，成为国际社会在理解中国道路的过程中不可忽视的话语载体。在全球南方国家越来越重视中国现代化经验的今天，现代化问题在国际交流合作领域中具有历久弥新的高度对话性，“中国式现代化”可以在新时代中国话语“走出去”的过程中扮演好强大的话语传播角色，为解决世界性的现代化难题提供中国智慧，向国际社会呈现内涵丰富的中国现代化叙事，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国际话语权。

三、史观维度的中国式现代化

史观即历史观念，亦称社会历史观，是人们对历史的基本认识和基本判断。李大钊指出：“历史观是随时变化的，是生动无已的，是含有进步性的。同一史实，一人的解释与他人的解释不同，一时代的解释与他时代的解释不同，甚至同一人也对于同一史实的解释，昨日的见解与今日的见解不同。此无他，事实是死的，一成不变的，而解喻则是活的，与时俱化的。”[21]321从历史哲学层面看，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是处于最高位阶的历史观，满足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现代化史观是资产阶级唯心史观的具体形态，契合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要求的现代化史观与革命史观则是唯物史观中国化的具体形态。近一个世纪以来，现代化史观与革命史观一同深刻形塑了中国近现代史书写，体现着中国史学的经世致用传统。从史观上来理解中国式现代化，就是在坚持唯物史观基础上实现革命史观与现代化史观有机统一。

（一）现代化史观的初构和再构

19世纪末20世纪初，发源于西方的进化论旅行至中国，由其生发的进化史观也引入史学研究领域。进化史观对支配旧史学2000余年、主张今不如昔和治乱交替的倒退史观和循环史观产生巨大冲击，引起国人历史观念的革命性变化。以 1902年梁启超《新史学》的问世为标志，一场史学认知和书写的革命在中国如火如荼地展开，旧史观影响下的传统史学开始向进化史观指引下的“新史学”转型。20世纪三四十年代，现代化史观得到了国民党统治集团和国民党官方史家的认同。

改革开放后，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转移直接引发了史学界对革命史观的反思，现代化史观迎来了再构的契机。近现代史研究者纷纷跳出革命史观塑造的单一叙事，在尽量不触动革命史观根基的情况下尝试书写一种新型近代史叙事，沉寂数十年之久的现代化史观初见端倪，呈现某种“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发展态势。20世纪80年代中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勃兴的现代化理论引入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场域，恰逢其时地与近现代史书写的转向产生共振，为新型近现代史叙事的生成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架构。以“七五”期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有关近代中国现代化研究的两个重点项目——“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和“中外近代化比较研究”的立项为标志，现代化史观终于摘下面纱，再度闪亮登场。[22]

现代化史观的再构是在反思革命史观的过程中对旧社会现代化史观的迭代和超越，力图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史观依据。顺着现代化史观发展的潮流，大批把握时代脉搏的史家依据现代化理论的分析框架，结合本土现代化研究的经验成果，重绘中国近现代史图景，大批研究论著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这一方面大量开拓了昔日无人问津或很少涉及的新领域，许多成果别开生面，大大深化了对以往研究的认识和理解。另一方面对革命史观构成重大理论挑战，迫使其不得不作出回应。近现代史学界开始运用现代化范式与革命史范式指称现代化史观与革命史观分别指引下的历史叙事模式，一场“范式之争”的大幕徐徐拉开。

（二）现代化史观的内涵与范式建构

总的来看，现代化史观是指运用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逻辑观点、方法论和价值取向来认知和阐释历史的一整套观念和总的分析框架。它认为整个中国近现代史就是一部现代化史，视现代化为“最高价值”和“中心事件”，与革命史观一道可称为进化史观的两大飞跃。在现代化史观的指引下，一些研究者以近现代史上的某些重大事件为标志划分时期，从中找出一连串性质相近的事件，分析它们折射出近现代史的现代化发展趋势，人为地勾勒其内在联系，使所有事件的现代化意义能够连贯接续，构成一整串不可分割的历史证据链，在这条主线及其发展的情势中解释这些事件的意义、评价人物作为，并概括出近现代史的现代化发展规律，由此建构现代化史观的叙事模式，亦即现代化范式。现代化史观由初构到再构，不是简单的轮回和复归，而是在本质上实现从隶属唯心史观范畴向唯物史观范畴的转变。

就前一时期而言，通过考察蒋廷黻所著《中国近代史》的基本内容，可收洞若观火之效。蒋廷黻将走向近代化视为中国近代史的发展线索，评价近代中国一切事件和人物皆以此为参照。他认为中华民族近代以来的前途命运主要取决于能否“近代化”[23]2。全书将传统与近代视作非此即彼的两极，认为传统中国野蛮僵化，统治阶级“麻木不仁、妄自尊大”，中国近代化的最大阻碍是自身落后的传统。[23]20由于传统中国的封闭自守，只有西方的冲击和引领才能打开中国的近代化之门，故而该书过于肯定了西方列强对中国发展的积极影响。质言之，尽管蒋廷黻对按照现代化史观书写中国近代史作出了尝试，书中也蕴含着对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急切愿望，但其高举全盘西化的大旗，缺乏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所谓的“现代化史观”实质上是一种西方中心主义的唯心史观。

再构的现代化史观之基础是运用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并立足中国历史实情进行批判性吸收的现代化理论，它依据现代化理论的关键概念和分析框架来建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现代化范式。现代化范式主张用生产力的发展代替阶级斗争作为社会变革的根本动力，把近代中国的社会变迁置于近代人类文明大变革的视域中考察，认为现代化是一个包含革命在内的涉及社会各个层面的复杂的、动态的变革过程，“不是仅指社会的某一方面，而是社会整体，即从经济、政治、文化到社会生活诸方面”[24]。由是言之，“必须以现代生产力、经济发展、政治民主、社会进步、国际性整合等综合标志对近一个半世纪的中国大变革给予新的客观定位”[25]488。

（三）中国式现代化史观的出场

现代化史观再构的直接目的，就是要在革命史范式之外建立一个新的中国近现代史解释体系。但在革命史观和后现代主义的质疑和挑战下，现代化史观自身局限也逐渐显露出来。第一，线性发展与目的论的特征。同革命史观一样，现代化史观仍是一种一元化的线性史观，也会因过于突出现代化这条贯穿始终的主线，遮蔽了近代以来中国历史发展复杂而多变的丰富面相。第二，忽视了阶级斗争的重要作用。纵观近现代史，生产力和经济的发展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如果研究和叙事不问具体历史发展阶段，都以生产力和经济发展为中心，就很容易落入经济决定论的窠臼，更时常无法形成对20世纪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的有效解释。[26]第三，“西方中心论”的倾向依然存在。的确，西方传入的现代化理论已经经历了一个中国化的过程，但毕竟其孕育自业已实现现代化的西方，故而现代化史观的内核依然是契合于分析近代西方社会的关键概念和框架。简言之，改革开放初期引入的现代化史观需要结合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实现自我重塑。

新时代以来，中国式现代化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发展“宣告了各国最终都要以西方制度模式为归宿的单线式历史观的破产”[27]7。因此，历史需要我们在社会科学的理论提升和学术实践中，将中华民族在现代化进程中经历的社会转型和文明抉择，用能够使世界理解并予以共情的方式自主地表达出来。[28]同时，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要求革命话语重焕荣光，革命史范式的主基调从阶级革命转变为民族革命和社会革命，以民族国家为价值主体来叙述评判史事，能够顺畅地与现代化范式相融。这便为新时代现代化史观实现升华，形成中国式现代化史观准备了重要条件。

中国式现代化史观是体现人民主体性、开放性和自主性特质的复线谱系的历史观。从历史主体论看，中国式现代化史观坚持群众史观，确证人民群众在历史中的主体性地位；从历史认识论看，中国式现代化史观赋予传统历史观以现代意蕴，主张多元化的复线谱系历史观；从历史辩证法看，中国式现代化史观主张理性审视内生与外源因素，系统分析现代化产生和发展的内外因素。[29]中国式现代化史观实现了现代化与革命的交融互通，将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以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有机贯通起来。在中国式现代化史观的观照下，革命可以延展，现代化也可以追溯，有利于突出中国式现代化历史的一体性，更系统地提炼中国式现代化探索的经验，更全面地梳理中国式现代化对世界现代化作出的重大贡献。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史观渐趋成熟，中国近现代史书写势必越来越全方位地观照现实中国和世界。

结语

综上所述，现代化之于中国，无论是作为事件的演进，作为话语的流变，还是作为史观的更迭，无疑是近代以来影响极为深远的社会变革。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取得的重大成果，从事件、话语和史观等维度思考中国式现代化呈现出的三重意蕴，无疑能够创新中国式现代化研究的认知空间。第一，中国式现代化直接地体现为一系列既具有内在延续性又拥有明显阶段性的历史事件，其作为整全通贯的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之重要组成部分，是从中华大地长出来并赓续近代以来无数仁人志士艰辛探索之路的现代化，是中华文明重焕荣光的伟大成果。新征程上要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谱写中华文明新华章。第二，中国式现代化明显地表现为一系列飞入寻常百姓家的现代化话语，其与作为事件的中国式现代化携手前行而相互形塑。新征程上要旗帜鲜明地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话语的丰富和发展，进一步打破西方中心主义的现代化话语霸权。第三，中国式现代化回溯地反映为现代化史观与革命史观的交融互通，其基于作为事件和话语的中国式现代化而生成，又以历史的后见之明而持续发挥能动的形塑作用。新征程上要以时不我待的问题意识加强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学理化研究和学术化阐释，依据唯物史观基本原理总结和提炼出揭示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国之理的现代化史观。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德]斯特凡·约尔丹主编.历史科学基本概念辞典[M].孟钟捷，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3]赵轶峰.明清史的大时代特征与明清史研究基本问题[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5）.

[4]赵轶峰主编.李洵全集（第5卷）[M].赵毅，整理.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5]王广.中国式现代化的内生逻辑及其近代历史根源[J].马克思主义研究，2023，（11）.

[6]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册）[M].

[7]黄兴涛.“话语”分析与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J].历史研究，2007，（2）.

[8]中国现代化问题特辑者之言[N].申报月刊，1933-02-07.

[9]编辑后记[N].申报月刊，1933-02-07.

[10]萧冬连.本土资源与苏联模板——关于中国计划经济起源的讨论[J].中共党史研究，2017，（6）.

[11]黄兴涛，陈鹏.民国时期“现代化”概念的流播、认知与运用[J].历史研究，2018，（6）.

[12]毛泽东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13]毛泽东文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14]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5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15]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9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16]周恩来选集（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17]贾建芳.现代化进程中社会主义的历史变迁及现实走向[J].科学社会主义，2007，（3）.

[18]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19]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20]韩庆祥.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兼论中国式现代化是如何成功创造和建构起来的[J].哲学研究，2023，（8）.

[21]李大钊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22]林被甸，董正华.现代化研究在中国的兴起与发展[J].历史研究，1998，（5）.

[23]蒋廷黻.中国近代史[M].长沙：岳麓书社，2009.

[24]张静如.论社会革命与社会现代化[J].教学与研究，1997，（5）.

[25]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进程（增订本）[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26]崔志海.中国近代史研究范式与方法再检讨[J].历史研究，2020，（3）.

[27]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政治建设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

[28]周晓虹.理解与建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五大向度[N].光明日报，2024-06-07.

[29]陈红娟，张亚润.比较视域下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观的鲜明特质[J].思想理论教育，2024

[责任编辑夏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