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少波

［摘要］中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根植于中华文化沃土，既传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育人基因和学术道统，又体现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教育特质和价值取向。从中国文化视角深入把握和阐释教育家精神，“尊德性道问学”是其特有的文化内涵，体现为教师的崇高理想信念、学术成长规律、教书育人智慧和道德品行风范。高校应以教育家精神为引领，牢牢把握教育家精神的中国文化属性，着力培养信念坚定、业务精良、师德高尚的服务强国建设的高水平教师队伍。

［关键词］教育家精神；文化；教师；育人

习近平指出，中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包括“心有大我、至诚报国的理想信念，言为士则、行为世范的道德情操，启智润心、因材施教的育人智慧，勤学笃行、求是创新的躬耕态度，乐教爱生、甘于奉献的仁爱之心，胸怀天下、以文化人的弘道追求”。[1]今年9月，习近平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要实施教育家精神铸魂强师行动”。[2]中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根植于中华文化的沃土，它展现了大国良师的精神道统和价值取向，蕴含着新的时代特征与使命任务，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重要成果，也是“两个结合”在教育领域的生动实践。从中国文化视角深入把握和阐释教育家精神，从根本上厘清中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引领大学教师成长发展的基本逻辑，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一、教育家精神引领了教师的崇高理想信念

“理想指引人生方向，信念决定事业成败。没有理想信念，就会导致精神上‘缺钙’。”[3](P50)从认知层面来看，理想信念是个体对于世界本质和人生意义等问题的理解和信仰，它塑造了个体独特的认知框架和价值尺度。从情感层面来看，理想信念激发、调节和维系着人们的正向情感体验，能促使个体保持昂扬的精神面貌与奋斗姿态。从意志层面来看，理想信念是人的内在信念与外在行动的关键连接点，指引着个体将理想目标转化为矢志不移的自我主张与笃行不怠的行动路径。教育家精神所蕴含的理想信念即“心有大我、至诚报国”，其崇高性体现为这种理想信念是“国家以及政治伦理方面对人提出的道德要求，它的核心内容与中国共产党、国家、信仰信念信心有关”，[4]本质上是一种具有政治引领性的“大德”。“心有大我”要求教师不能“躲进小楼成一统，管它冬夏与春秋”，也不能将教育囿于自身利益和固定场所，而要胸怀“两个大局”，心系教育的“国之大者”，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实现个人理想与共同理想、远大理想的辩证统一。“至诚报国”的核心要义是教师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树立“躬耕教坛、强国有我”的志向和抱负，将自身的职业发展熔铸进强国建设的历史伟业。“心有大我、至诚报国”的理想信念不仅规约着对教育最本质的发展理念和价值判断，也将国家层面的教育强国战略转化为个体的奋斗目标与行动指南，更进一步理顺了知与行、小我与大局、教育与国家的关系。

教育家精神所蕴含的崇高理想信念，是对中华传统文化中“家国一体”价值观念和“利济苍生”家国情怀的时代化表达。纵览古代文化思想史，中华民族历来讲求“天下一家”的观念，“大道之行，天下为公”成为中华文化的历史基因。在这种文化的滋养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治学理想深深根植于历代文人心中。近代以来，无数思想家、教育家奔走在教育救国、教育兴国和教育强国的漫漫征途上。张之洞疾呼“圣天子，图自强，除去兴学别无方”；康有为、梁启超也坚定持有教育救国的观点，康有为认为“欲任天下之事，开中国之新世界，莫亟于教育”，梁启超将“开民智”和“育人才”视为救国的第一要务；在民族危亡之际，蔡元培创造性地开展“美育救国”实验，晏阳初以“中国不必亡，亡不亡全在教育界”的使命担当推行平民教育，张伯苓发出振聋发聩的“爱国三问”——“你是中国人吗？”“你爱中国吗？”“你愿意中国好吗？”……此后，一批批教育工作者赓续文化道统、扎根中国大地、潜心三尺讲台，以实际行动践行教育兴国、教育强国的理想信念，生动演绎了心有大我、至诚报国的师者共相。

教育救国、实学兴邦也是中国大学的办学使命。例如，开中国近代教育之先河的京师大学堂，其设立承载着中华民族求变图强的愿景；浙江大学在西迁办学时期，抢救保存杭州文澜阁《四库全书》，开创蜚声中外的“陈苏学派”，创造“文军长征”的壮举。而今，强国建设的号角已经吹响，这也呼唤高校教师以更加坚定的理想信念为国家繁荣和人民福祉谋求大学问与作大贡献。把握新时代中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高校应以理想信念教育为教师队伍建设提神铸魂，要“让有信仰的人讲信仰”“让理想信念坚定的人讲理想信念”，使“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5](P12)在教师心中扎根。各高校要建立定期理论学习制度，带领全体教师深刻学习领悟习近平对高等教育事业和教师的期望要求；明确学校的使命愿景与发展战略，增强教师以高质量人才培养和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服务中国式现代化的政治自觉。同时，高校还要依靠文化自信坚定教师理想信念。“没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底蕴和滋养，信仰信念就难以深沉而执着。”[6](P17-18)高校必须将中国文化、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及其特有的大学文化紧密结合，通过历史与文化专项学习、国情教育研修专项培训、红色教育基地研学等方式，讲清楚“心有大我、至诚报国的理想信念”背后的文化逻辑和思想传统，在绵绵用力、春风化雨中增强教师的文化自觉与自信，引导教师筑牢精神之基、厚植爱国之情、砥砺强国之志、践履报国之行。

二、教育家精神揭示了教师的学术成长规律

教育家精神在引领教师投身强国建设、潜心立德树人的同时，注重教师提高专业素养和发展学术能力的规律总结与实践运用，其内蕴的“勤学笃行、求是创新的躬耕态度”，彰显了教师应将追求高深学问、探究科学真理作为个人成长的基石，并贯穿自身职业发展全过程的鲜明导向。其中，“勤学笃行”是知行合一的重要体现和教师促进自我成长的基本途径。勤学是一种保持学习的态度与习惯，它要求教师始终敞开拥抱新事物、学习新知识、接纳新理论、应用新技术的思维空间，以此夯实科研实践的根基，积蓄教书育人的底气。笃行既反映了教师对所从事领域的专注度和执行力，也体现了教师“笃行不倦，持之以恒”的职业精神。“求是创新”是教师实现学术成长的重要遵循与核心动能。求是意味着教师要以严谨的科学态度和批判思维来探求自然、社会和人本身的奥义真理，做到只问是非、不计利害。创新意味着教师要具备克服思维惯性和路径依赖、寻找新思路和解决真问题的能力，也是教师勇闯科技“无人区”、争夺国际学术话语权的内在要求。践行勤学笃行、探寻高深学问是中国历代教育大家一以贯之的治学态度和学术追求。春秋战国时期，以孔子、老子、墨子、孟子、荀子为代表的中国古代教育家、思想家开宗立派、著书讲学，思想史上百家争鸣的繁盛景象所映现的是先贤们胸怀天下的德性格局、勇于开拓的创新精神和以文化人的弘道追求。公元前1世纪，汉武帝在长安兴办太学，由五经博士专门传授儒家经典。中国古代的四大书院应天府书院、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嵩阳书院，都是当时教育文化中心和学术研究重镇，教师求真知、育新人的基本职能始终如一。中国文化典籍中关于“尊德性”和“道问学”的关系辨析，也为教师实现修身与治学的统一提供了遵循。《礼记·中庸》提出，“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强调要促进德性发展，其途径是做学问。王符在《潜夫论·赞学》中指出“明智之所求者，学问也”，意思是聪明的人所孜孜以求的就是学问。韩婴在《韩诗外传》中提到“士必学问，然后成君子”，意指人要有学问，才能成为有道德才能的人。朱熹在《性理精义》中指出“为学之道，莫先于穷理，穷理之要，必在于读书”，意思是做学问，首先要探究事物的性质和规律，为此必须读书。由此可见，“尊德性而道问学”既是中华传统君子之道，也可看作自古以来教师职业发展的内在特征，将“道问学”的过程作为锤炼德性“致良知”的实践，使“尊德性”的目的在对学问的追求中得以实现，其指明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视域下学术能力培养与德性格局养成并重的“大先生”成长路径。

当前，人类文明的演进、发展模式的变革、价值观念的重塑都处在新的历史交汇点上，迫切需要以大学教师为代表的高级知识分子群体率先垂范、挺膺担当，以勤学笃行、求是创新的躬耕态度积极回应时代要求，把探求真理、立德树人作为毕生追求，不被名利所惑、不为得失所扰，深耕教学科研一线，坐得住“冷板凳”，肯下“十年磨一剑”的苦功夫，努力成为颇具建树的大家、精心育人的表率以及具有影响力号召力的学术核心，将更多学生引向国家战略和国际前沿。把握新时代中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高校应充分尊重教师的学术成长规律与个性发展需求，关注教师的全周期职业发展生涯，以最大力度支持教师追求学问、精研学术，既给予大器晚成者足够的耐心与时间，也为能冒尖的青年教师创造学术发展的机会与舞台，引导教师以使命引领的学术动能持续支持创新范式的变革和自主思想的建构，鼓励教师将高水平学术成果和科研优势转化为课堂教学、教材编写的优势，使潜心科研与精心育人在高校相得益彰。一是搭建科研学术平台，支持教师组建跨学科跨链条攻关团队，加大对优秀创新团队发展的稳定资助，鼓励教师在纯粹的治学环境中专注于前沿、交叉和颠覆性探索。二是营造学术氛围，支持青年教师加入战略科学家、院士为主的创新团队，激发青年教师拔尖造峰的信心与动力。深入探索教授治学的方法和机制，营造和而不同的学术氛围，加快构建互相欣赏、互相激励、互相督促的学术共同体。三是完善学术评价制度，深化教师岗位分类管理和评价改革，探索设置基础研究长周期弹性考核制度，创新基础研究人才评价机制，完善技术转移人才评价制度，切实发挥评价对教师成长的导向与促进作用。

三、教育家精神体现了教师的教书育人智慧

教育家要有启智润心、因材施教的育人智慧。高超的育人智慧是教育家精神中教育的本质所在，是教师能力素质和专业品格的重要体现，涵盖育人理念、育人方式和育人本领三个层面。育人理念是体现育人智慧的先导，要求教师明确教育的一切行为落脚点在于“培根铸魂、启智润心”。大学教师不能简单填鸭式地传授知识、机械化地训练学生，而更应注重智慧启迪和人文关怀，尊重学生的个性特点，理解学生的独特想法，包容学生的缺点不足，创设有温度、有情感的教育。育人方式是体现育人智慧的路径，要求大学教师创新教育教学范式，不断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热情。要用好课堂主阵地，通过创新授课方式和创设问题情境等方法，启发学生研究真问题；要遵循学生成长规律，将教书与育人、言传与身教相结合，给予学生心智成长的自由空间；要营造良好的教育环境，构建和谐师生关系、家校关系、校社关系，促进学生全方位发展。育人本领是体现育人智慧的基础，要求教师准确识别、科学应对时代发展和人才需求之变，做到因时而进、因势而新，把准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科产教融合等关乎教育强国建设的重大命题，善于运用数字技术提升自身数字素养，努力构建师生学习共同体和发展共同体。

教育家精神中蕴涵的育人智慧是中国古代先贤教育精神的继承发展，也是近现代教育家教育智慧的生动凝练。孔子作为中国古代教师的典型，对后世影响深远，特别是其超越时代的教育理念和周游列国的教学实践，为中国古代教育奠定了理论和实践基础。从“不愤不启，不悱不发”的启发式教育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的学思结合，从“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的道德理想到“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教育追求，都闪耀着孔子为学为师的智慧光芒，这是教育家精神体现的育人智慧的源头活水。南宋理学家、教育家朱熹在总结前人教育经验和自身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形成了对人的生理和心理特征的初步认识，提倡把教育分为“小学”和“大学”，在授课方式上力求形象生动，以激发学生探求学问的志趣。曾任浙江大学校长的近现代教育家马寅初，提出应以全面发展的观点去教育青年学生，不仅要有丰富的学识，更要有高尚的道德修养、强健的体魄和初步的办事能力。由此可见，教育家精神所指向的育人理念正是千百年来教师育人智慧的系统集成，是在长期教学实践中凝聚起来的价值共识，这就要求广大教师不断提高育人水平和育人质量，注重价值塑造、能力培养、知识传授“三位一体”，造就更多可堪大用、能担重任的时代新人。

立足新的时代要求，高校应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将涵养启智润心、因材施教的育人智慧纳入教师职业发展和育人方式变革的各环节、全过程。一是树立“教师为要，学生为本”[7]的教育理念。“教师为要”是指教师是大学办学治学的重要资源和关键角色，“学生为本”突出的是教师职业发展的本位是促进学生的成长与成才，只有将两者有机结合，才能激励广大教师在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上更有梦想、更有追求、更有担当。二是拓宽以科产教协同育人为引领的教学路径，激发师生“四个面向”的创新创造精神和能力。例如，浙江大学通过创设“知名教授学术小组”和“学生一站式科研导航平台”等科教项目、建设“医学+”“信息+”“新文科+”多学科交叉人才培养中心等育人平台，创新教师教学科研范式，培养复合创新型人才。三是促进以教育数智化转型为驱动的教学水平提升，开展人工智能领域相关教学项目研究，着力强化教师的数字思维和数字素养，前瞻探索生成式人工智能与教学深度融合的实践路径。

四、教育家精神彰显了教师的道德品行风范

学为人师、行为世范，讲的就是对教师为学为人的总要求，不仅是在教授学问上要做好导师，更要在道德品行风范上能引领示范。道德品格与行为风范的形成，一方面依靠个体在自我修养和实践中不断提升自己的道德素养，另一方面还需要通过制定和实施规章制度予以促进与约束。教师是社会风范的引领者和改造者，他们以“先知”教导“后知”、以“先觉”启发“后觉”，“承载着传播知识、传播思想、传播真理，塑造灵魂、塑造生命、塑造新人的时代重任”，[5](P12)无时无刻不在身体力行“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召唤另一个灵魂”的育人本质。教育家精神在内容上，高度凝练了作为教育工作者应具备“乐教爱生、甘于奉献”的人格魅力、“言为士则、行为世范”的行动准则以及“胸怀天下、以文化人”的理想境界，是教师职业道德的时代精华，也是师德至高形态的集中体现。从弘扬和践行教育家精神的过程来看，教育家精神的意义在于为广大教师提供对标对表的道德标尺和日常教育教学实践的价值指引，从而将理想的师者画像塑造为教师队伍的集体人格，在“人到人类的精神境界跃升中培育教师共生能力”。[8]教育家精神所蕴含的师德要求与中华民族

崇德重道、尊师重教的传统一脉相承，“尊师”尊的不只是“师”本身，更多的是“师”背后承载的“师道尊严”。[9]《玉篇·市部》的“师，范也，教人以道者之称也”，《礼记·学记》的“师严然后道尊”，都道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观念中对师德师风的执着追求。儒家学派建立了我国教育史上第一个教师道德体系，[10](P235)孔子的“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孟子的“反求诸己”、荀子的“师法”“隆师”都蕴含着儒家师德的文化品格与修养功夫；王阳明在“心外无理”“心理合一”的致思路径中推敲师道尊严和施教的可行性，强调“外内若一”和“以身作则”的师者修身准则；王夫之认为师道表现为“教有当务”和“恒其教事”，要求为师者以“正言”“正行”“正教”去匡扶人心正道；近代教育学家陶行知将师者风范概括为“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历代教育家坚持以德立身、以德立学、以德施教，用自己的高尚人格和模范言行为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标准和道德标杆，用彪炳千古的道德风范构筑起中华民族之魂，积淀了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

“教师发展，师德为要”。高校要将教师思想政治和师德师风建设摆在学校工作的首要位置，坚持以教育家精神铸魂强师，积极构建“师德有准则、学术有规范、引才有把关、教学有纪律”的师德师风建设体系，不断推动师德师风长效机制建设走深走实。一是着力把好师德关卡。坚持德才兼备和师德师风第一标准的用人原则，完善高层次人才准入查询制度，持续强化师德师风考核结果的灵活应用和闭环管理，对师德失范行为“零容忍”，依法依规依纪严肃处理。二是精心做好师德教育工作。将教育家精神学习与实践融入教师培养培训全过程，推动师德师风教育与教师业务工作的互融互促。结合《新时代高校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研究生导师指导行为准则》《高校教师违反职业行为准则案例汇编》等资料，系统梳理师德“红线”“黄线”行为，强化政策学习与警示教育，探索推进师德师风建设数字化、智能化发展模式。以浙江大学为例，学校通过创新开发并广泛应用师德师风情境化负面清单定期自警系统、制作情境化动漫视频，更高质量、更富效率地帮助教师牢固树立纪律意识和底线意识。三是营造尊师重道的校园氛围。大力支持教育家精神文化研究和文化作品创作活动，结合学校发展和学科特色，打造师德师风文化宣传品牌，举办教育家精神展览，宣讲新时代高校教师的先进故事，坚持用身边事感染身边人，以师德典型促师风提升，传播中国教育声音，贡献中国教育智慧。积极维护、依法保障教师的教育教学权、名誉名声权、身心健康权等合法权益，为教师潜心教学、明德修身保驾护航。

强国必先强教，强教必先强师。高校要深刻把握教育家精神特有的中国文化内涵，将教师队伍建设作为服务强国建设的重要抓手，引导广大教师发扬“尊德性道问学”的文化传统，着力提升教师的理想信念、业务素养和师德师风，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引领力的高水平教师队伍，为培育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出教育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