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于《思想理论教育》2024年第03期

［摘  要］自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召开以来，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改革创新不断走深走实，“大思政课”应运而生。基于政策、实践、理论三条脉络的分析梳理，可知从“思政课”到“大思政课”，实为思想政治教育领域正在发生的一场系统性变革。尽管尚未成熟定型，但基于工作规划中的“理念”、教学实践中的“理解”、教育研究中的“理论”三者的良性互动，“大思政课”已为思政课建设开辟了新路，也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带来了新机，其背后所折射出的“教育政策—教育实践—教育理论”的共创共为，更为进一步推动中国教育现代化、加快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指引。

［关键词］“大思政课” 思想政治理论课 思想政治教育 自主知识体系

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具有鲜明的政治属性、战略属性、民生属性。而思想政治理论课（以下简称“思政课”）作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既是高等教育改革的先行者，又是高等教育改革的受益者。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学校思政课建设。2019年3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明确指出：“办好思政课，要放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中来看待，要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来对待。”“未来30年，我们培养的人要能够完成‘两个一百年’的伟业。这就是教育的历史责任。”[1]自此，“思政课”一词伴随过去五年高等教育领域的综合改革，从对我国各级各类学校思政课程的一种外在描述，逐步发展为具有新时代显著标识的一类教育实践，进而衍生为与中国教育现代化密切相关的一个内生概念——“大思政课”。从“思政课”到“大思政课”，是思想政治教育领域当前正在经历的一场系统性变革，尽管尚未成熟定型，但基于工作规划中的“理念”、教学实践中的“理解”、教育研究中的“理论”三者的良性互动，新时代思政课改革创新方向日渐明朗，即不断推动“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紧密结合。本文从“理念、理解、理论”三个维度入手，分析“大思政课”在不同脉络之下的演进过程及其相互关系，并以此为基础，探讨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知识生产及其自主性问题。

一、理念的提出：“大思政课”在新时代思想政治工作中的展开

“大思政课”最早是习近平总书记2021年3月在看望参加全国政协会议的医药卫生界教育界委员并参加联组会议时提出的，他指出“‘大思政课’我们要善用之，一定要跟现实结合起来”，[2]突出了思政课面向社会生活的现实属性。经过一段时间的初步探索，2022年7月，教育部等十部门联合印发了《全面推进“大思政课”建设的工作方案》，提出要强化问题意识、突出实践导向，建设“大课堂”、搭建“大平台”、建好“大师资”，这为“大思政课”的持续推进提供了政策支撑，也为思政课改革创新提供了重要指引。然而，要全面把握“大思政课”相对于传统“思政课”之“大”的特点，不能孤立地看待这一理念的提出，而是要将其放在新时代以来尤其是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召开以来，党和国家对思想政治教育领域的总体谋划部署之中。正是基于思想政治教育领域在“纵向”上不断走深走实的课程改革，以及在“横向”上不断协同创新的机制改革，才使“大思政课”能有其“大”，并以其“大”的特点反哺思想政治工作领域的一系列创新举措。回溯新时代以来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变化，应该说2016年、2019年和2022年是“大思政课”教育理念逐步发展的三个关键节点。

2016年启动了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全面改革。2016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深刻阐述了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强调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关系高校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以及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强调要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实现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高校的思想政治工作要“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3]这为其后不间断的思想政治工作改革创新拉开了序幕，同时也讲清楚了“改”的动因与“改”的原则——之所以要“改”，是基于时代所需、国家所需和学情所需；但万变不离其宗的是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的原则立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为此，党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教育部于2018年4月制定出台了《关于加强新时代高校“形势与政策”课建设的若干意见》《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工作基本要求》等文件，不断推动思想政治工作体系的规范化和制度化建设。然而，“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并不能一蹴而就，在千头万绪的工作中，各部门愈发深刻地认识到要抓住课堂教学这个“主渠道”，特别是作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的思政课。

2019年启动了思政课的全面改革。2019年3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专门就“思政课”这一关键课程主持召开了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这次会议为思政课改革创新指明了方向，提出思政课教师要做到“六个要”，思政课改革创新要坚持“八个相统一”；而“六个要”和“八个相统一”共同指向了思政课的创新性改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通过守正创新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守正就不能偏离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但不是刻舟求剑，还要往前发展、与时俱进，否则就是僵化的、陈旧的、过时的”，要“推动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不断增强思政课的思想性、理论性和亲和力、针对性”。[4]之后，教育部紧抓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和思政课建设这两个相辅相成的核心领域，研究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为思想政治教育领域的学术创新、教材创新、课程创新不断注入改革动力。在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方面，教育部于2019年4月印发《普通高等学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标准（2019年本）》，于2020年1月印发《新时代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建设规定》，同年还在“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中设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研究专项，中共中央办公厅在2021年9月印发了《关于加强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的意见》，至2023年8月，教育部又进一步更新并印发了《普通高等学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标准（2023年版）》。而在思政课建设方面，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于2019年8月印发《关于深化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的若干意见》，中宣部、教育部于2020年12月联合印发《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实施方案》，教育部于2021年11月制定推出了《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标准（2021年本）》。这些举措都使政策供给更加有力、思政课建设制度体系更加健全，为深化思政课改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伴随着工作的稳步推进，思政课改革也逐渐步入“深水区”，从“有没有”到“好不好”，必须直面深层次问题。依据教育部组织的专家听课反馈，提升思政课课程质量是最难打通的“最后一公里”，而且不能单看“抬头率”和“点头率”，因为“思政课的本质是讲道理”。[5]那么如何讲道理、如何将道理“讲深讲透讲活”，成为下一步改革的核心。事实上，道理不能抽象地讲，新时代以来，改革发展稳定存在的深层次问题、人民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国际变局中的重大问题……成为学生最关心也最困惑的问题，只有让“思政小课堂”里的道理精准对接、同步回应“社会大课堂”中的复杂事件，才能让道理入脑入心。由此而言，办好思政课，不仅需要马克思主义学院和思政课教师发力，还要跳出课堂再看课堂，高校思政课建设需要同整个思想政治工作体系有效衔接，通过“开门办思政课”，打通“最后一公里”。

2022年启动了“大思政课”的全面建设。坚持问题导向，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现实着眼点，也是推动新时代思政课改革创新的政策着力点。为推动“开门办思政课”，教育部等十部门于2022年7月联合印发《全面推进“大思政课”建设的工作方案》，加强顶层设计。第一，从工作机制来看，“十部门”共同参与思政课建设，为“大课堂”、“大平台”、“大师资”提供了重要的政策支持；第二，从“思政小课堂”的角度看，强调要将更前沿的创新理论、更鲜活的伟大实践、更多样的教学手段、更适合的评价方法融入思政课教学，让“思政小课堂”主动与时代对接；第三，从“社会大课堂”的角度看，强调思政课的实践属性，要求各高校建立党委统一领导，马克思主义学院积极协调，教务处、宣传部、学工部、团委等职能部门密切配合的思政课实践教学工作体系，让“社会大课堂”主动回应学生需求。相比前一阶段的思政课建设思路，“大思政课”工作理念更为注重思想政治工作内部的资源整合、要素协同、结构优化，相关的工作规划也更具全局性和系统性。例如，在资源建设上，不断推动跨学校、跨地区的思政课教研平台、云端宣传平台建设；在师资建设上，支持选聘优秀地方领导干部、企事业单位管理专家、哲学社会科学理论界专家、各行业先进模范加入思政课兼职教师队伍；在工作格局上，全面推动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本硕博思政课一体化建设，以及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的同向同行。不难看出，“大思政课”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它以思政课课程建设的“主阵地”为圆心，同时有力拓展了建设半径，有机融入了时代元素，进而打通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堵点痛点，使思政课改革创新进入到一个新阶段。

新时代从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改革到思政课改革，再到“大思政课”建设，不难看出，在探索中提高是守正创新的必由之路。“大思政课”理念的提出标志着打开了思政课改革创新的新局。一方面，“大思政课”激发了基层的创新活力。基于“大思政课”理念，各地区、各高校、各职能部门、各级各类学校思政课教师皆有守土之责、创新之责，这一源自基层的课程建设活力被持续释放，为深入推进思政课改革创新提供了重要前提。另一方面，“大思政课”推动了顶层的统筹协调。思政课高质量发展是一项多主体参与的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课内课外、校内校外、线上线下的协同并进，要兼顾各方面的需求、发挥各领域的优势，便离不开各级管理部门所推动的体制机制创新。由此可见，作为一种教育理念的“大思政课”，体现了教育管理部门在领导方式上从“管理”走向“治理”，而这一变化在很大程度上解放并发展了思想政治教育领域的生产力。

二、理解的深化：“大思政课”在新时代思政课中的实践

实践是正在发生着的理论。在“大思政课”理念的指引下，越来越多鲜活的中国故事不断“涌现”于学校思政课的课堂。应该说，在改革发展进入“深水区”、“本本”上并无答案的背景下，各类实践主体努力尝试将“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相结合，具有探路的性质，是值得鼓励和肯定的；但从客观来讲，改革中的探路也必然包含着试错，而成功的创新往往是通过试错和纠错来总结提高的。因此，辩证地看待“大思政课”在实践中的成效与偏误，是我们全面把握“大思政课”基本内涵的一把钥匙。

何为思政课之“大”？起初，基层实践中的理解是其形态之“大”。自2021年开始，不少高校以实践环节为抓手，尝试拓展思政课的教学场域；而在2022年8月教育部会同有关部门联合公布了首批453家“大思政课”实践教学基地之后，各地各高校又进一步开展了各具地域特色的有益探索。从路径来讲，主要有“走出去”和“请进来”两种方式。从效果来说，这些举措确实延展了传统思政课课堂的三重空间：其一是课程空间。一些高校把奥运火炬手、运动健儿、中国航天人、全国劳动模范、两院院士等各行各业的代表请入思政课课堂；鼓励思政课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引入档案图片、微视频及其他新素材，创新思政课教学模式；鼓励学生深度学习、自主学习、合作学习，引导学生积极参与课堂教学。其二是实践空间。更多的高校带领学生走出校园，把思政课搬到田埂、搬上高原、搬到厂矿之中，关注社会问题和民生需求，在社会实践中锻炼学生的本领、增长学生的才干，以多元融合的研学教育活动来激发学生为家乡和国家作贡献的奋斗之志。其三是数字空间。一些高校利用信息化技术建立虚拟仿真实验室，让学生们“云参观”红色场馆、“云游览”历史遗迹，身临其境感知红色岁月，厚植家国情怀。毫无疑问，这些举措造就了思政课的形态之“大”，使思政课的亲和力和针对性得到了显著提升，但我们也应看到，在教学场域被打破的过程中，部分思政课教学出现了“泛化”甚至“虚化”的新问题。

但事实上，“大思政课”的根本仍然是“课”。有研究者明确提出：“大思政课”不是“‘大思政’课”，而是“大‘思政课’”；“‘大思政课’是思政课，目的是做强做大思政课，而不能泛化为大思政意义上的课程，否则就难以凸显思政课在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主渠道作用和在立德树人工作中的关键课程地位。”[6]也有研究者强调：“社会生活不可能也不应该全盘拿来作为教学资源，对社会生活资源的选择、搭配和整合是由思政课边界决定的。”[7]“‘大思政课’不仅‘大’在思政课在时空维度上的拓展延伸状态，而且‘大’在思政课内在要素及其结构方式的充实优化状态，更‘大’在思政课作为‘国之大者’功能的充分实现状态。”[8]因此，要落实“大思政课”之“大”，不能仅仅注重其课程形态的外部延展，而要聚焦思政课的内涵式发展。第一步是观念先行，要“转变思政课教育教学观念，着力实现学校与社会紧密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创新”。[9]“思政课既不能只是局限于学校场域的思政课，也不能只是囿于理论形态的思政课”，而要向社会场域延伸，需要以课程作为通道，“按照教学逻辑和要求对社会资源进行课程化处理，实现思政课与社会现实的有机联动”。[10]有研究者进一步提出：“大思政课”本身是一项复杂系统，其建设也是一项系统工程，“既要从整体上优化系统，实现育人功能；亦要从结构上促进系统耦合，实现要素融合；更要从主体上建设队伍，培养‘大先生’；还要从条件上强化保障，促进资源聚合”。[11]由此可见，“大思政课”的特点在“大”，但落脚点仍然在“课”；只是相较于以往的课程建设方式，它对基层的教学主体和教育管理部门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建好“大思政课”这项复杂工程，需要在实践中继续探索。

在深入理解“大思政课”的课程属性之后，基层学校的探索逐步转向了视野之“大”、格局之“大”、使命之“大”。这主要表现为“大思政课”建设的以下三个发展趋势：其一，课程内的议题设置更具针对性，启发了更真实的“中国之问”。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12]每个时代总有属于它那个时代的问题，准确把握和解决这些问题，就能够把理论和实践推向前进。然而，在过去一段时间中，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博士论题，或是思政课的作业辩题，都不同程度上存在问题意识薄弱的隐忧，甚至出现了“假题假做”的现象，其背后的原因是人才培养过程中的经院式和书斋化倾向。随着“大思政课”建设的不断深入，“中国式现代化”、“精准扶贫”、“乡村振兴”、“全过程人民民主”、“党的自我革命”、“人类文明新形态”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等诸多具有新时代特色的概念和议题，逐步成为师生课上课下研讨的核心。而且，在这一新型的学习共同体中，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探究主体并不囿于学校教师与学生，还包括了产学研多个领域的“大师资”，这为强化问题意识、不断创新发展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强大助力。其二，实践中的案例分析更具思想性，描绘了更真实的中国方案。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篇章是中国共产党人依靠自身力量实践出来的，贯穿其中的一个基本点就是中国的问题必须从中国基本国情出发，由中国人自己来解答。”[13]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的全面推进，产生于特定历史文化情境的西方现代化理论难以准确解释当代中国所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更无法解决中国的问题，新一代青年更需要扎根中国大地，基于中国国情来想问题、看问题。深入理解这些鲜活的中国问题与中国方案，不能仅靠线上或线下的感性体验，还要依靠理性分析。只有当教师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带领学生一步步透过现象看本质，才能将“故事”变为“知识”，揭示深刻而具体的真理。其三，多元主体参与的教学研讨活动不断走向纵深。当前，大中小学思政课教师联合备课已成常态，高职院校的校企联合育人模式也在稳步推进。这一局面的形成，尽管有政策的强大推力，但很大程度上也根植于基层一线的真实需求。基础教育不断改革，“讲深讲透讲活”道理的压力正在向上层层传导至更高学段；产业格局加速调整，自主创新人才培养的需求也在向下层层传导至基础教育。因此，对于各级各类学校思政课教师来说，“大思政课”并不单纯是上级管理部门“要我们做”，而是“我们主动要做”。反观课堂，这些“教育者先受教育”的教研备课活动也确实引发了一场课堂革命——鼓励“真题真做”，破除“假题假做”，让课堂教学重点与现实中的社会热点、技术难点、知识盲点相互连接，不断推动教学研究与科学研究、产业发展的一体化变革。

由上可知，“大思政课”内部不断协同的生产关系正在有力地推动思想政治教育领域生产力的解放，而其创新“涌现”的过程，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涌现”（Emergent）一词，源于美国学者约翰·霍兰在研究复杂性系统时所使用的一个概念，是指整体具有或存在某种功能、结构，当把整体分解、还原到其组成部分或从高层次还原到低层次时而不具备这种功能和结构的现象、特征、属性及行为等；其主要特征表现为非加和性和非线性。[14]后有学者将其引申至知识生产领域，而当前的大模型时代催生“智能涌现”（如生成式人工智能）之后，这一新的知识方式更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在此，我们或可依循这一解释框架来重新审视“大思政课”为何能在短时间内推动思政课的改革创新：其一，“大思政课”使“思政课”升级为可以容纳更多元素、生成更多模块的复杂系统；其二，它强化目标导向，瞄准某个特定的应用场景，推动了交叉领域、交叉学科、多元团队之间的协同合作和深度讨论，而非循着某一学科的单一知识逻辑进行更新；其三，它形成了一个开放互通、及时反馈的信息平台，冲破了各学段、各领域之间的信息壁垒，建立了“试错—纠错—容错”良性循环的创新机制。而上述条件皆是传统思政课所不具备的，唯有在“大思政课”建设中才得以成型。从这一角度来说，我们对“大思政课”的认识，不能仅仅停留于“理念”的层面，基于实践中“理解”的不断深化，还应看到它对思想政治教育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所具有的重要价值。

三、理论的建构：“大思政课”在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自主知识建构中的角色

从静态来看，知识体系决定学科样态；从动态来看，知识生产方式也会深远地影响学科演进。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脱胎于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经验，兴起于改革开放时期。尽管在过去40年的发展进程中一直存在关于学科定位的争论，但基于2005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印发的《关于调整增设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及所属二级学科的通知》，在党和国家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和思政课建设的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所属的二级学科进入了一个高速发展期。进入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为创新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对其发展方向作出重要的战略调整；而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也理应同步思考、主动谋划学科定位，努力建构自主知识体系。而“教”“研”本为一体，“大思政课”建设是一条改革的“显线”，而思想政治教育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则是一条创新的“隐线”，通过解析其“显隐结构”，或可探知二者如何能更好地互促共进。

首先，思政课建设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具有内在同构性。如前文所述，2016年、2019年、2022年是新时代以来思政课建设的三个关键节点，而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建设阶段亦可以此为界。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明确提出“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建设总目标；2019年4月，教育部印发《普通高等学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标准（2019年本）》，落实全国重点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方案；2022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15]这三次推动，都引发了思想政治教育领域的热烈讨论，也使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从顶层规划逐步落实为具体推进。在此过程中，“大思政课”建设所带来的教育观念的转变、教学内容的更新、教材体系的拓展、教学方法的迭代以及教师队伍的多元化，映射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中；而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也反作用于“大思政课”建设，二者相辅相成、互为表里。

其次，“大思政课”所带来的知识生产方式不仅符合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特点，而且有利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转型。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具有明显的交叉综合的特点。这一特点，一是由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独特的知识对象所决定的，二是由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特定的发展需求所决定的。改革开放初期，为了有效回应多元化的社会思潮，思想政治教育学者主动吸收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多学科的研究方法，这一传统一直延承至今。在新时代的学科建设中，一些学者提出，交叉的特点固然能为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建构提供广阔空间，但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很多挑战。有研究者认为：“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研究虽然成绩不小，但在一些重要的基础理论上尚未取得突破，如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基本范畴、规律等就存在多种不同见解，尚未达成共识，应当加紧深化研究，使基础理论更加成熟。”[16]这一判断很大程度上受到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的影响。近年来，伴随着交叉学科的不断发展，学界对一个学科是否成熟稳定的标准也开展了一些新的讨论。因此，有研究者也提出：“许多学科的研究范式发生了从‘经典学科范式’向‘复杂学科范式’、从‘以学科为中心’向‘以问题为中心’的深刻转换”，“现在衡量一门学科的价值，除了要看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知识体系之外，更要考量这门学科‘能不能解决重大问题，能不能打开理论空间，能不能推进综合创新’”。 [17]据此，我们或可跳出以往经典的学科发展模式来重新审视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发展方向——强化问题导向，进一步发挥交叉综合的学科优势，聚焦解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大问题。而反观“大思政课”所设置的议题，正是上述的前瞻性问题、未来性问题，这一教学模式所聚焦的“中国之问”、所描绘的“中国方案”也同时是这一领域的学者所深入研究的问题。进言之，“大思政课”所带来的课程创新“涌现”，亦能同步反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知识创新，通过有效引领学科发展方向，构建既符合学科特点又具有中国特色的自主知识体系。

再次，“大思政课”所激发的教师创新意识，是建构思想政治教育自主知识体系的源头活水。有研究者提出：学者在学术生产中的自主性主要关涉三方面的问题，一是“学者怎么看待知识及其生产，即学科知识之于学者及其研究的意义”，二是“学者为什么生产知识，即学者从事知识生产的目的与任务”，三是“学者以什么方式生产知识，即学者进行知识生产的方法路径”。[18]在思想政治教育领域，研究者与教育者身份高度统一，而在传统思政课教学模式中，相当一部分教师未能深刻理解自己所讲授的知识的价值与意义、目的与任务，只是为了完成教学任务、依据教材内容从事教学活动。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甚至阻碍了思想政治教育的知识生产，更谈不上自主知识体系的迭代更新。所以，增强研究者的自主性，是推动学科发展的重要一环。要以“大思政课”建设为依托，以产学研一体化为路径，全面提振思政课教师的自主创新意识，不断增强思想政治教育学者的自主知识创新能力。“思想政治教育知识体系作为实践综合性的反映，是一个全面融贯的系统，是人类把握世界的多种方式的综合的、全面的、灵活的运用。习近平总书记对思政课教学提出了‘八个相统一’的要求，这同样适用于一般的思想政治教育，是我们建构思想政治教育自主知识体系的根本遵循。”[19]因此，“大思政课”建设与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根植于相同的逻辑，即“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为观照，立足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20]逐步形成自主知识创新体系。

概言之，经由工作规划中的“理念”、教学实践中的“理解”、教育研究中的“理论”的良性互动，“大思政课”不仅为思政课建设开启了新路，也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带来了新机。而从更宏阔的视野来看，“大思政课”背后所折射出的“教育政策—教育实践—教育理论”的共创共为，也为推动中国教育现代化、加快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指引。因此，不断提升“大思政课”建设成效，需要教育管理部门、思政课教师与思想政治教育学者的共同努力，直面创新过程中所面临的重大挑战，把握变革过程中所蕴藏的历史机遇，系统总结“大思政课”建设的经验，探索“大思政课”未来发展的新路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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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理论教育》2024年第03期）